低要素价格是中国经济超常繁荣的发动机，也是结构失衡的根源

　　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大约30年间，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判断和悲观论调一直都是同时并存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指标，中国经济总量在1978年开始改革时仅占世界的3%，这一比例在最近几年已经上升到了13%左右。乐观主义者相信，如果目前的增长趋势持续下去，到2030年中国就有可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悲观主义者则从来没有间断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疑问，同时还一再预言中国经济将很快走向硬着落甚至崩溃。

　　这两种对中国经济未来截然不同的判断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只是它们所侧重反映的是同一个经济过程的不同方面。

　　笔者认为，两个方面的因素推动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的高速增长。一是在最终产品市场引入了市场机制，并改善了对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这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二是在要素市场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了生产成本、创造了超额利润，由此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两个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国经济在改革期间的超常繁荣，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提供一个对中国经济前景较为完整和客观的判断。

　　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着重试图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由市场决定产品价格和给经济个体提高自主权、增加经济激励。这一政策意图清晰地反映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实施的经济责任制、承包制以及后来的股份制改造等，同时实行的开放政策也稳步地降低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扭曲。现在回过头来看，产品部门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之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机制。

　　然而，中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超常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只占美国的3%，马来西亚的26%或泰国的57%。一般的解释是中国农村仍然存在庞大的过剩劳动力，是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的结果。但笔者以为，继续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租”。过去十几年来，大量的农民进城就业，形成了约1.5亿的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农民工。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不管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多长时间，都很难改变农民工的身份，他们无法在城市定居，不能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服务（如子女教育和养老等）。在同一个企业，农民工的收入往往只有拥有城市户口职员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少。

　　即使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也是偏低的。如果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则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值得指出的是，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估计主要依据城市正规部门的资料，实际劳动力边际成本，也即农民工成本可能远低于官方数据。

　　资本成本过低更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名义GDP的长期增长潜力在亚洲是最高的，超过10%，但五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在亚洲则处于最低水平，不到3%。同时，人民币汇率明显低估，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快速扩张，但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却下降了66%。资本价格偏低有多方面的原因，资本账户管制使得巨额储蓄和大量外来资本只能在国内流转，资本市场不发达又使得老百姓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同时，政府在银行体系不够健全的前提下直接调控存贷利率。最后，出于保障出口增长的需要，决策当局不愿意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要素市场扭曲，也明显地反映在能源和土地价格上。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政府基本上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价格。提供廉价土地使用权，是各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吸引外来投资的手段。另外，缺乏严格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在经济改革的初期以及当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很少考虑污染治理，目前的发展通常是以延后环境治理的成本为代价的。换句话说，目前企业的盈利中包含了本应由子孙后代享受的好处。

　　上述成本扭曲现象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一点，与各级政府部门高度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关。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十分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他们政绩的评价和下一步升迁的机会。理性的决策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起码8%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能遏制社会矛盾的快速恶化、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避免出现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防范形成新的银行不良贷款。直到最近，GDP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经济统计中最为重要的指标。

　　其实，通过压低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在中国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为了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实现工业超额利润以用于再投资。当时在农村执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廉价农产品既降低了工业原材料成本，也为城市实行低工资政策提供了条件。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执行，又在农村强制建立了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取消了农产品自由市场，并通过户口制度限制劳动力流动。

　　事实证明，通过扭曲成本支持经济增长的策略，在计划经济年代并不成功。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为降低生产成本的做法显得很成功呢？笔者分析，主要是因为经济环境以及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单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经济主体不但有决策自主权，更有充分的经济激励；二是产品交易已经完全市场化，尤其是出口的发展更支持了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些决定了在成本扭曲的前提下，要素能够按照市场供求状况得到相对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但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一些明显的问题。
　　第一，投资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为直接的途径，更何况经营利润普遍较为可观，这中国投资持续高烧不退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扭曲的成本会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增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
　　第三，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大部分老百姓由于被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而获益有限，也使收入不平等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消费者的信心边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显著改善。
　　第四，由于资本和部分资源价格偏低，经济活动也可能不断提高对这些要素的依赖，同时也容易造成浪费现象。
　　最后，环境污染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在所有的结构性问题中，对环境的破坏可能是最难以弥补和改善的。
　　
作者分别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区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