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发表了理查德·施马伦西（Richard Schmanlensee）的文章，话题的由头是“最近很多批评人士认为MBA课程片面强调分析（做什么）而忽略了管理（怎么做）”，作者的身份是麻
省理工（MIT）斯隆商学院院长，这很耐人寻味。但细读这份“检讨”，未免避重就轻。
最了解你弱点的是敌人。管理学怪才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始终看MBA教育不爽，写了一大本，就要尖刻得多，还创立与之竞争的国际实践管理硕士项目（IMPM）。但理查德做出如下判断，“很多人愿意也急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都和我一样，并不是很确定该怎么做。”
参考该书，这种争议其实贯穿了管理教育的历史。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个本科项目创建者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就批评当时学院盛行的“从实践中学习”。此后不断涌现类似“老笑话说MBA就是靠分析来管理（management by analysis）”的意见，但从没能阻挡MBA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
在理查德看来，罪魁祸首是现有学术体系，鼓励发论文而不是实践研究。明茨伯格则痛斥商学院内部的条块分割，“突出专业，而不是归纳综合，关注的是商业职能……”显然这种绩效评估也功不可没。但两位大师都没想到还是不敢得罪客户：难道成千上万的公司和MBA毕业生在实践中没发现这个问题吗？
公司的绩效评估可是真金白银的硬指标。如果MBA毕业生普遍难以加薪和提升，部分MBA凭着天赋和运气上位以后，引以为鉴，也不肯提携晚辈，但能够忠告亲戚朋友的孩子，按照这个逻辑：商学院就会招不到人，也拉不到赞助，早就关门大吉，更不可能让学术论文称王称霸。
我们不能低估这么多人的智慧，只能猜测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难道公司的绩效评估也不是以实践为标准吗？股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能简单地说是或否，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管理重实践，才导致人力资源和组织行为方面的脱节。
正如明茨伯格所说，管理学不能像工程学一样“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被人传授”，但人力资源工作要求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选拔管理人才。即使已有相当的实践，也未必适合本公司独特的情境，更不用说MBA招生要求最低两年工龄，能深入实践和情境到什么程度。怎么办？
退而求其次，不妨这样想，聪明人更可能实践出真知和适应情境，既然公司重金以求MBA，分析也是高度的智力活动，那么能考进商学院，又能胜任分析任务，一定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当年唐太宗看着大堆科举士子，很happy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
正是MBA的丰厚收益让聪明人趋之若鹜，而激烈的入学竞争、两三年时间的高昂成本，让天资稍逊的人望而却步。与其说是学费，不如说是营销费用。两年工龄也另有深意，未必能积累多少实践经验，但足够让人知道自己有没有实践潜力，进一步排除掉那些高分低能的聪明人。
这种机制的逻辑在于，管理者最终还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有种说法，MBA的价值集中在最初3-5年内，然后逐渐衰减。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经常是承担各种“强调分析”和“突出专业”的工作，之后才有机会真正意义地“管理”和“归纳综合”。可以视为商学院和公司分别提供管理初级和高级教育。
也显示现行商业体制的条块分割。一个大型航空公司的高管说：“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就会建立一个部门来处理它，如果你想看看我们这些年来面对过的所有问题，那就看看我们总部有什么部门吧！”明茨伯格用这个例子嘲笑商学院同样失败，可这难道不正是其成功之处吗？用管理的行话，叫“客户导向”？
看起来矛盾，条块分割正是为了协同，以一种机械的方式。重分析轻实践也有相似的作用。历史学家黄仁宇描述明朝的官僚体系向最低效的部门看齐。显然分析比实践更容易量化和趋同。学术体系鼓励发论文也不仅仅是因为学术，论文一篇一篇好数。
当然，理查德还是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学生直接从有实践经验的教授那里获得更多商业知识”，举出的例子却是杰克·韦尔奇（JackWelch）在斯隆商学院开讲，小商学院就甭想了，即使斯隆商学院，也不太可能请到第一CEO做专职教授，这更像一个营销行为。
也许可以聘请那些有经验不著名的管理者。但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多半会执行双重标准，他们假装不知道MBA们在学校学不到实践的能力，但不会承认在商学院执教可以算管理的资历，那么事业处在中途的管理者就不会半路出家。当然，现行学术体系也容不下他们。
难道就没辙了吗？有一些还很飘渺的希望。今天的商业，变革总是由需求方领导。如果经济增长更多地来自小企业，MBA毕业生们更多地创业而不是就业，一开始就从事管理工作，必须向市场而不是上级和HR经理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那么商学院为了生存，就必须改变百多年的积习。
大公司的商业实践也越来越个性。电影中，外星人管理局安排了别开生面的招聘测试，军队的精英一张嘴就说要做“best of best”，但是不拘一格的纽约警察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最终被录取了。
首页 >> 商学院何以不重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