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管理教育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管理教育

作者: 厉以宁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的管理教育不断发展，同时，管理教育也凸现了其对社会经济进步的巨大作用。通过不懈努力，我国的管理教育已经培养了一批对本土化管理和经济改革研究颇具创新的队伍，成为一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经济改革造就管理教育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所以，政府不会按照市场的利益原则对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和资源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就不可能受到重视，也就不存在管理教育。
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相应地，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也就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这一过程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国管理教育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阶段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商学院，也就是培养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的商学院，从成立至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90年代初到1997年。这几年可以称为中国商学院的摸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高等学府都在探索怎样才能建设符合中国国情而又适应全球化、市场化需要的商学院—MBA教育正式出现。
第二阶段：从1998年到2003年。经过前一阶段的探索，1998年以后，各个高等学府的商学院都有了一定的规模；社会对商学院及其培养的MBA也逐渐认可，对MBA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MBA的需求不断加大，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可以说，这时社会上出现了MBA热。
第三阶段：开始于2004年。这时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社会上的MBA热开始降温，实际上是人们对于MBA的看法趋于成熟：不能对MBA有过高的要求；MBA的毕业生也并不都适合成为高级经理人。二是国有资产重组、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还有民营企业兴起，这些都需要适合于自己的MBA。三是MBA教育给人的印象就是培养高级经理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受教育者自行创业，他们对管理教育的要求不一样，需要更多能够为自己服务的知识，所以对各方面的课程要求更高。这些原因就使某些跟不上形势的商学院生源减少。

经过最近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管，都已经认识到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了通过管理教育提高管理人员素质，进而提高企业素质的意义。企业的素质集中体现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变动上，国有企业发生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降低、资金利用率降低以及利润率降低甚至变为负值等现象都表明企业素质的下降。企业素质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缺乏有能力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阶层素质不高，一些企业的负责人适应不了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形势，缺少开拓创新意识。要提高企业的素质，一要靠改革，二要靠管理，无论是企业的改革还是管理都同样需要人才。所以说，企业素质的高低与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有直接的关系。管理教育质量的评价对于商学院教育质量的评价，国外将毕业生的年薪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是，中国的管理教育界认为这种评价标准对现阶段的中国不太适合。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具体来说：第一，各个类型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薪酬差别很大，例如，外资企业高，内资企业较低；第二，各个行业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差别很大，如金融业平均高出其他行业很多；第三，各个地区的管理人员的薪酬差别同样很大，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平均薪资高出西部地区很多。
因此，按照这个标准，一个商学院，只有其毕业生都到外资企业，到金融部门，到东南沿海工作，教育质量才算高，这不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此外，商学院的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现在或将来自主创业的，既然是自主创业，就不能单纯地用年薪来评价。总之，单纯用毕业时工资的多少来评价商学院的质量，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说是不适宜的。

中国的管理教育界认为，对商学院质量的衡量，主要看以下三方面增量：一是学习期间的知识增量；二是学习期间的社会关系增量；三是若干年后的财富增量。

具体地说，知识增量就是一个人在商学院所学到的东西比他进来之前多了多少。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广义的，包括知识、技术、能力等。社会关系的增量，是指这段时间内，进入商学院学习的人的社会关系面扩大了多少，交了多少朋友。至于财富的增量，要用若干年后的财富增量，而不是毕业时的工资来衡量。

管理教育的责任

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些年来的教学经验，我们感到不应当仅把对学生的培养锁定在很窄的专业上面，还应该重视学生的成长后劲与发展潜力。进校时学生的个体差别并不是很大；但到毕业时，差距慢慢拉开，有些人只晓得书本知识，而另外一些人可以从多方面吸取知识，不但有理论，还有社会工作、校外调查等多种实践。毕业多年以后个体差异会变得更大，创造力就反映在这里。
老师教会了学生知识、方法、视野。知识是已经打开的宝库，方法是可以打开更多知识宝库大门的万能钥匙，而视野是一个台阶，可以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既然学生的发展在于后劲，视野就必须开阔。就像坐飞机，要飞到一定高度才能看到田野的起伏、山峦的走势、河流的流向、大地的整体轮廓。所以老师在教学生时，不仅要给他们知识、方法，更要给他一个广阔的视野。

文化建设培育着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培育着诚信意识和凝聚力。对于企业来说团队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团队精神体现了管理人员的责任感，这里所说的责任感是广泛的，包括社会责任感、单位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受人之托的责任感等。任何一个人都处于人际关系之中，各种责任感都是由此产生的。因此，他不仅要对社会负责，也要对团队、对社区、对本工作单位和家庭负责。管理人员还必须诚信，诚信才能创业；必须要有凝聚力，凝聚才能成功。

现代企业讲求效率，在我们谈到效率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个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先进的设备以及熟练的劳动力构成了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超常规效率，则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也就是来自个人的创造力、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的凝聚力。这是我们对大量企业实际调查所得到的结论，也是我们在管理教育中重视培养团队精神的原因。

管理教育的挑战与展望

国外有些大学的商学院，只招收包括MBA在内的研究生而不招收本科生，但在中国，大学里的商学院既要招研究生，招MBA，也要招本科生，而且本科生的教学质量同样受到社会的关注。这样，商学院的师资就比较紧张。
另外，中国经济改革才进行了20多年，市场经济体系至今仍在建设与完善的过程中。我们的教员实践经验不够，需要让教员有机会参加实际部门组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加强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案例库的建设是一件大事，要受到足够的重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正在组织编写中国本土案例，但还刚刚开始。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向国外的商学院学习，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案例库。

一个商学院之所以能够办好是靠长期的积累，就像藏酒一样，年代越久远味道越醇厚。在中国，虽然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学院发展历史并不长，但现在已经结束了探索阶段，走上了正规发展的道路，只要坚持按照每个学院自己的特色去成长，发展就会很快。

MBA只能培养未来商业领袖的后备军

作者: 赵纯均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北大商业评论：中国的MBA教育已经发展了14年，您如何评价中国管理教育的这段历程？

赵纯均：MBA教育的发展，我觉得总体上是健康的。在1991年以前，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中国要不要办MBA，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肯定态度。这个问题解决后，在1994年前后，争论的焦点变为中国的MBA教育要不要快速、大规模地发展，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管理硕士学位，还是作为一种职业教育的专业学位课程，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职业经理人？我的看法是MBA教育是务实型教育，主张较快的发展。此后，MBA经历了一个快速、健康的发展过程。

不过，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MBA教育的发展速度还不算快。1993年全国MBA的招生人数只有1000多人，现在每年招生的大概是1.8万人，全国累计毕业的MBA大概是6万人。但是，美国现在每年授予的MBA学位大概是10万人，我们现在每年授予的MBA学位，大概是1万多人。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还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有几十万家国有企业，几十万家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更是上千万家的规模，就改进企业的管理来说，市场对MBA的需求非常大。现在我们每年培养出一两万名MBA，其实还远远不能满足真正的市场需求。当然，中国的管理教育现在正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一些商学院和许多企业对MBA教育的认识有差距。管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还不够，尽管现在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从管理人才的潜在市场需求来看，我觉得还可以更快一点。

北大商业评论：中国的MBA教育应需而生，并在短短十几年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管理者，但管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暴露了许多问题。您认为现在的MBA教育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赵纯均：MBA教育这么多年发展下来，的确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从MBA学员的选拔制度看，怎样把具有管理潜质的学生招进来，这方面还有问题。1997年以前，我们招收MBA学生的考试，实行各个院校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单独选拔。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各个院校自主权比较大，比较容易选到合适的学生，缺点是容易产生不正之风。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种选拔方式出了很多问题，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从1997年开始，我们开始实行MBA联考，将所有教育部批准开办MBA项目的管理院校联合起来，统一命题，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然后各个院校通过复试来选拔学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使得招生工作规范化了，杜绝了一些不良现象，而且通过联考， MBA学生的文化水平有了基本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也的确促进了MBA教育的健康发展。

当然，这种选拔方式也暴露出了问题。由于MBA联考过于注重笔试成绩，光是笔试就有5门（2002年考试科目改为4门）。这就可能将一部分有管理潜质但工作负担又比较重、难以通过笔试分数线的潜在优质生源拒之门外。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的MBA考生数量越来越多，而年龄越来越低，实践经验又很不足的情况。这些考生中许多人是大学毕业两三年后直接备考，他们分数可以考得很高，但并不一定适合做管理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进行了改革，2004年开始对考试科目进行整合，并加强复试，用一种更规范化的面试来选拔学生，这样更能将一些具有管理潜质的生源选拔进来。

学生选拔是整个MBA教学体系的入口，这很重要。至于我们MBA教育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的选择，我的评价是，它们的主要部分和北美的院校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第二，虽然MBA教学过程的基本部分和北美成熟的MBA院校没有很大差别，但我们的师资和它们相比有较大差距。现在的MBA教育师资，无论是教师的数量还是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国内商学院都有待提高。国际上许多著名商学院对教师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这些商学院教师有博士学位、有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同时还要求有实践方面的经验。单从博士学位这一项来说，现在国内商学院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全国来说比例还比较低，好的商学院可能会有60～70名教师有博士学位，多数商学院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只有10～20人，甚至有的商学院只有一两名。这和我们博士教育是从改革开放后才起步有关，因此迄今为止，我们培养的博士数量很有限。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国内商学院教授的实践经验还不够。现在许多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弥补教师在这方面的缺陷，但教师在实践方面的经验仍然不足。

第三，我们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管理和一国的国情、文化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完全照搬西方的教材、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案例，那么培养出来的管理人才可能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这方面各个管理院校已经有所认识，并做了一些工作。不过虽然多数学校很重视案例教学，但在MBA培养过程中，由于各个院校的教学方法不一，案例教学的水平还是参差不齐。总体上，我认为针对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状况，采取课堂讲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合适，不能像哈佛商学院那样100%案例教学。另外，商学院应该舍得投入很大的人力资源，鼓励教师结合国情和企业实际，自主地去开发真正适用于管理实践的教学案例。

后一点，商学院应该加强对学生的服务，特别是就业服务。MBA教育不能局限于课堂，还应该和企业进行沟通和对接。一方面，商学院要让企业了解自己学生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适合做什么；另一方面，商学院还要倾听企业界的声音，了解MBA在他们的企业里表现怎么样，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管理院校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在大学的就业服务中心之外，建立了学院自己的职业发展中心，以密切MBA学生和企业界的联系，并对学生的就业进行指导。许多MBA学生尽管有一定的职业历练，但他们对于MBA学成以后要做什么，如何设计职业生涯等，往往没有经验，这就需要职业发展中心予以指导。就业服务非常重要。此外，商学院还要大大加强对MBA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商业伦理教育。现代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要求非常高，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没有很好的职业操守、商业道德，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这方面的教育不仅要在课内进行，也要在课外进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提高MBA学生的道德素养。此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国际化与本地化的关系、学术研究的严格性与实践性的关系、知识传授与领导力培养的关系、如何对待商学院排名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在实践中探索，并处理好这些关系。

当然，总体上，MBA教育这几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一方面我们的国际化步伐还比较快，但也不是完全复制西方的模式，始终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另一方面，我们的本地化进程也在继续。但是不是都做到位了？其实两方面都还没有真正做到位。
北大商业评论：您如何看待管理教学中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的关系？另外，现在许多商学院在管理教学中，有意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的管理理念结合起来，您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赵纯均：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缺一不可。管理思想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光有理念而没有操作的技能也不行。其实管理技术的范围很广泛，它不仅仅指财务记账等具体的管理技能，也包括许多人际交往的技能、分析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的能力等等。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不可偏废。像清华经管这样的学院也许更应该加强一些管理思想的教育。

至于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我觉得它们更多的是理念上的东西，在操作层面上和世界其他国家大同小异。在教学课程设置中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课时安排。我主张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应该在管理教学过程中渗透到各门课程中去，同时授课教师应该对中国企业比较了解，将中国的实际情况糅合在讲授过程中。北大商业评论：现在国外许多商学院很注重领导力问题，您对MBA学生毕业后有什么样的期望？管理教育过程中应该如何培养领导力等情商方面的能力？

赵纯均：其实中国和美国对MBA的定位没有太大区别。美国MBA的定位非常清楚，目标是造就一批初级管理人才，针对的是那些职业生涯刚开始不久的人员。中国的MBA现在还比较缺，在定位上可能要比美国高一点，我们很多MBA学员毕业后从事的是初、中级管理。

那么商学院是不是要培养MBA学员成为未来的商业领袖？我认为MBA教育着眼于初、中级管理人员的培养，MBA能够培养的只是高级管理人员和未来商业领袖的战略后备军，这些MBA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练后，可能会成为商业领袖，而不是说MBA都是未来的商业领袖。而按照美国的做法，EMBA是培养将要成为高层管理人员的中层管理人员，在中层管理人员很快可能要上升到高层之前，通过EMBA教育对他们进行一次全面的管理方法训练，这就是MBA和EMBA教育的实质。

中国的MBA教育既然要培养初、中级的管理人员，自然有一部分教学内容应该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但我想这不是我们绝大多数MBA课程要做的事情。现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对此也只是开了选修课。当然，MBA并不是不需要情商方面的锻炼和综合素质的养成，例如具备与人交往、沟通的技巧，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些都很重要。不过，情商是一种软的能力，它需要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对学生进行教育，有些是在课堂上传授的，有的是在人际交往、课外实习等环节靠自己悟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领导力是不能教的，但可以学。
刚才说到MBA和EMBA的含义，这里我要讲一个问题希望能以正视听：在MBA和EMBA之外，现在社会上也涌现出许多业余MBA等培训项目，看似MBA教育的延伸项目，其实混乱了MBA教育市场。MBA是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教育，旨在培养实务型的专业学位人才，而培训是没有学位的。有些MBA培训项目只是上一些工商管理的课程，没有授予学位的资格，但在广告上却作了很多渲染，现在社会上好多批评MBA教育质量不高的声音，往往是受这些培训项目的影响所致。

北大商业评论：刚才谈到了MBA教育教学体制上的一些问题，那么中国的MBA教育在办学体制上有哪些不足？

赵纯均：体制上的问题很多，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让学校能够自主办学，给予大学和商学院办学的自由度。现在MBA教育在包括招生、考试等环节都做了一些改革，但并不彻底。有些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思想，没有解决方案，只是这些方案必须征得相关部门的认可和同意，这就有相当的困难，因为这些部门可能考虑问题的角度更全面一些，但是对MBA教育改革的迫切性没有我们感受得深。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大家不一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共识。所以，尽管都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有时候进展还是比较慢。

第二，商学院所在的大学和商学院的关系必须理顺。现在有的大学是管理学院在做MBA项目，有的是MBA培训中心、教育中心在做，但不管体制如何，MBA教育的确都需要有一个实体。学校领导部门自然有监督的权利，在资源方面，学校也应支持MBA的发展。例如，MBA项目收取的学费相对来说比较高，学校有权将它配置到其他发展上。但我觉得这些钱应该更多地投入到改善MBA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这样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清楚地表明学校支持MBA项目的更大发展。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周边国家已非常重视中国的MBA培养项目，并开始逐步送一些他们的学生来中国修读MBA学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迅速提高师资，强化管理教育水平，如果有更多的资源支持，管理学院恐怕会发展得更好一点。

另外，现在中国MBA的学费严格地说，其实并不高。按照严格的成本核算制度来衡量，将学校的办公楼、教学楼等资产的折旧计算在内，将所有的成本摊到每个MBA学生身上可以发现，MBA的培养成本很高，实际上是赔本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管理学院也多说他们的MBA项目是赔本的，只有EMBA和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等项目是不赔钱的。

管理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得平衡
■ William Walter Kooser
芝加哥商学院副院长
■ Kim Corfman
纽约斯特恩商学院副院长
■ Laura D Tyson
伦敦商学院院长
■ 李天生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

10月6～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迎来20年院庆，并举办了题为“再造全球时代管理教育”的国际论坛，对新形势下管理教育的使命与价值进行了思考与展望。本刊分别邀约了北美、欧洲、亚太地区各具代表性的商学院院长，就管理教育的价值与趋势进行了专访。接受我们采访的院长分别为：芝加哥商学院副院长William Walter Kooser、纽约斯特恩商学院副院长Kim Corfman、伦敦商学院Laura D Tyson院长，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李天生院长。特此表示感谢。

北大商业评论：您认为管理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对于过去几十年管理教育的发展，您作何评价？ Kooser：我认为管理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对商业和管理有更深入、更清醒、更全面的洞察，这比教会他们某些具体的概念、技巧更重要。而且教学中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商业流程及其作用规律，而不是具体的管理现象和内容。

芝加哥商学院的管理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一套全面的框架，并且帮助学生了解这个框架如何应用于管理实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成功地给学生提供了课堂学习、课外活动、实践学习等多方面的学习方式。

当然现在管理教育受到了一些批评，例如有人批评商学院没有教会学生如何在中国、日本、巴西等地方做生意的技巧，这是对的。但我并不认为管理教育存在致命的缺陷，商学院不可能为企业提供一切，我们必须关注整个管理思想体系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框架，必须专注于某些重要环节，把这些做好。

Corfman：过去的几十年间，管理教育不再只是一个职业教育，它在发展过程中提炼出了许多更完善的理论模型，而且更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斯特恩商学院在施教时，注重最基本的商业教育，让学生了解商业的根本，同时教会他们建立思考的框架和模式，培养他们对于未来变化趋势的洞察力，教会他们应对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商业挑战。这样，即使他们面对全新的商业环境，也会懂得如何应对。

管理教育过程中，理论非常重要，但理论不能脱离商业实践。斯特恩商学院教育的一个重点就是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哈佛商学院的一大特点是密集的案例教学与研讨，让学生在案例学习中应用所学的管理理论。而斯特恩商学院的优势也很明显。我们身处纽约这个商业重镇，同当地发达的工商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我们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商业实践，和商业领袖进行交流。

Tyson：过去的几十年间，管理教育取得了很多进展。例如，管理知识巨量增加和教学方式不断改进，商学院和企业界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同时商学院群体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不断交流探讨，对管理教育的一些必要组成部分达成了共识。现在，全球前20名的商学院第一年的课程表非常相似，都有市场营销、会计、财务管理、商业谈判、企业战略、组织行为学、经济学等课程；这几年一些新的领域也得到了大家的重视，如公司治理、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

在这个动荡多变的竞争环境下，管理教育的变革也不可避免。我觉得现在的管理教育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世界上的商学院在教材、案例的选择上，基本上是向美国的、欧洲的商学院靠拢，尤以美国为重，而且主要的师资力量也都是在美国接受的管理教育，这对于新兴市场的管理教育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二是商学院教授可能在某个学科领域非常精通，但在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层面上可能欠缺经验，这就需要商学院和企业界有更多的联系和互动，通过教学、咨询和调查研究，把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

李天生：我认为所有商学院的核心理念都很相近，商学院几乎都是国际化的、全球化的，但也有其本土的特色。

沃顿商学院院长Patrick
T. Harker提到了商学院三个层面的教育。首先是知识的学习，这是管理教育的基本；其次是管理方法、管理技巧；最后一个是经由商学院的学习，培养学生商业价值观和个人的品格。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在管理教育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从本地化的角度来说，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是“博文约理”，取意于“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理”；校名中的“中文”，按照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的解释就是“天文、地文、人文”。天、地、人，最全面的一种想法。所以我们强调人文精神、人文教育，实行的是博雅教育。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全是我们华人自己办的，授予我们自己的学位，这不同于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MBA项目。

从国际化方面来说，现在我们商学院是AACSB international的认证会员。这个认证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求被认证的商学院具有持续不断地改进的能力。此外，我们还有一个1MBA项目，这是一个全球性的MBA项目，我们跟美国、荷兰、中美洲和南美洲各一个学校联合办学，每年在北美的华盛顿开学，然后遍历中南美洲、亚洲和欧洲，好些课是我们四大洲五大学校联合起来协调的共同内容。这个项目全球共100个学生，在香港是20个左右，这是我们国际化的一部分。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我们主要还是靠教师。哈佛商学院倾向于案例教学，我们是各种方式兼容并包。对于基本的管理知识，主要还是靠教师讲授，结合课堂的师生互动，只是到了最后总结的时候，可能用个案来总结；而对于像商业战略等课程就一定用案例教学。此外，我们的EMBA教学有一个特色：有中国的领导管理等课程，用《易经》、《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这些中国的传统智慧加以演绎，同时跟西方的学理相互印证。

北大商业评论：有人批评商学院无法培养像杰克•韦尔奇这样的商业领袖，也质疑管理教育中的研究，您怎么看？商学院如何应对新世纪的管理教育挑战？

Kooser：让商学院在两年的时间内，培养出像杰克•韦尔奇这样知识渊博、技能娴熟、精于沟通和谈判、有良好的自我意识，而且能构建一支高效团队的商业领袖，这是不可能的。其实领导力是一个终生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商学院教育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让商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商业领袖，这个期望太高，也不符合现实。不过，芝加哥商学院在领导力培养方面有专门的课程，我们在培养未来商业领袖的某些环节非常成功，但领导力的其他一些环节我们不教，这些只能由学生在交流、工作中自己体会和学习。

现在的管理教育的确面临着许多新挑战，这方面我们还将继续提高商学院的全球化水平。现在，我们在芝加哥校区外，在新加坡和伦敦也开辟了校区。芝加哥商学院希望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大家一起提供新的方法，共同研究在世界各地产生的管理难题，尤其是未来五年的管理难题，这是我们提高全球化水平的重要举措。

Corfman：沃顿商学院院长Patrik T. Harker博士有一个很好的观点：任何学科的研究中，都只有一小部分能形成重大突破，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许90%的研究都不是特别出色，但10%的优秀研究，就足以显著地改变世界商业的运作。所以，如果商学院不注重研究，我们就只能机械地重复告诉学生过去的经验，而无法告诉学生20年后商业的智慧。比如，两年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模型，如今在市场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而这就是从非常理论化的学术研究中得来的。对年轻教师来说，他们为获得终身教职，必须在研究和发表论文方面有显著的成就。他们首先被鼓励做一些小的研究，以证明他们的研究能力。通过淘汰和选拔过程之后，留下的比较优秀的学者，就获得了终身教职，他们可以做更具有影响力、更长期的一些研究和课程发展，从而对未来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Tyson：对于管理教育中的研究问题，我们的一些教师也花了相当的精力在这上面。年轻的教员必须通过研究提升他们的能力，可问题是，如果他们完全把精力投注在管理研究上，可能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同企业管理者进行交流和互动，这就可能使得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所以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李天生：MBA教育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设计，而MBA针对的是企业，所以实践非常重要。实践和理论相互影响，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先有实践，获取经验，然后整合、抽象成理论，用理论来解释更多的商业现象。在这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最大的应对就是不断创新，创新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也是响应AACSB international持续不断改进的要求。比如对于国际化的创新，我们全日制MBA招收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内地，然后才是香港本地的学生，最后我们还招了一批国际学生，这样三种学生的组合就是国际化的组合。

北大商业评论：现在市场上有些管理书籍非常畅销，而这些畅销书的作者往往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如最近《赢》的作者杰克•韦尔奇。您如何看这种现象？从管理教育来说，您认为哪些人更适合在商学院施教？

Kooser：确实，商业领袖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东西，不过，商业领袖可以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讲述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应对挑战的经验，并赢得很好的效果，但这根本不同于一个一学期的课程。商学院教育不能只是教学生“杰克•韦尔奇是怎么做的”，而是必须在整个管理思想和技术分析的框架内，教会学生如何提炼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将来会遇到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和杰克•韦尔奇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根本不同。
当然，在商学院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请很多商业名人到学院，给我们的学员讲述他们成功或失败的体验。这些的确很有价值，但只是MBA教育的一小部分。我们更主要的任务还是在管理教育的框架内，让学生学会自主思考，这是至关重要的。

Corfman：我不认为商业畅销书是对现有MBA教育的一种否定。在管理教育的任何学科内，其实每年市场都会出现非常多的书。比如我所研究的谈判领域，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书出现，但你读了这些畅销书后，就会发现这些书中有一些共同的、不变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而这些正是我们学者研究的成果。对于这种现象，我认为商学院教育应该采取的正确方式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让学者和成功的企业管理者一同来教学生，这样每一方都能提供另一方所不能提供的视角和观点，学生一方面学到了理论和知识框架，另一方面也能获得这些理论如何应用于具体实践的一些经验。

Tyson：我觉得企业经理人可能有一些有趣的经历，但学者应该有更客观的视角，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不好分析谁更正确。我们所能采取的正确方式是平衡，将这两种视角都带进商学院的教育中，让学生自己来体会。比如杰克•韦尔奇的管理方式之一是，每年的年度绩效考核后，解雇最后的10%，而提升那些业绩领先者。一些学者就提出这种做法给组织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许多员工由于这些竞争性的负面感受，对组织的忠诚度会下降。我不知道谁更正确，但我相信通过成功的CEO和管理学者的组合，通过这二者的平衡，学生可以有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李天生：我记得有一位大学校长说过，对于顶尖的学术研究文章，假如这个世界有50个人读过或在读，那么其实这篇文章的价值并不大。因为假如你是站在学术的顶尖，你应该是寂寞的。而畅销书不同，它一般是由经过实践而成功的企业管理人士，以明星效应的方式出现。所以我可以理解，畅销书一般不是学术界的学者写的。

其实，做学术本来就是很寂寞的，我们不以畅销、明星效应来衡量。那么，到底是学术研究成果还是畅销书中的智慧更适合企业呢？我觉得主要看企业的需要。学术研究主要针对现在最难的问题、可以预见的将来的问题等，但企业的当前需要是类科普似的企业管理理论，以及实践方面的经验，这样可能更受欢迎。但事实上，畅销书更多的还是明星效应。比如企业流程再造，1993年由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提出来后很红火，可是这个概念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了，这个概念的畅销只是因为商业运作常常有噱头的成分，并且商业运作在不同的时段强调的管理主题也不一样而造成的。其实所有畅销书的内容，本质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新的形势下以新面目出现罢了。
北大商业评论：您认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应该具备哪些关键要素？

Kooser：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管理职责、处于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管理者需要具备的素质就不一样。在基层，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很重要，而在高层，专业能力、沟通能力依然很重要，但明确公司愿景的能力、预期未来变化趋势的能力、制定公司顺应趋势的变革方略的能力，以及做出有效的战略决策的能力，更为重要。

Corfman：成为有效领导者有多种途径。但我认为，一个领导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领导者要有勇气让你周围的人比你更加能干，让你周围的人做他们自己所擅长的事，并尽可能地让他们更为有效。领导人的魅力，不是来自于职位的光环，而是来自于能够让他周围的人更加有效。

我们在选择MBA学生时，也很注重他们的领导潜质。我们会从简历和个人陈述中看申请人的GMAT成绩、他们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沟通能力等基本素质，之后我们通过面试和研究论文看他们的人际能力、方向感、全局观等领导潜质。我们还特别注重考察他是否能让周围的人更加有效，是否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做正确的事。

李天生：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因为他的高矮胖瘦，也不是因为他的行事风格比较独裁还是比较民主，成功的领导者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型态。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他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人文素养。此外，领导还要会用人，真正成功的领导者肯定是用人的高手。他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个崇尚合作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宏图伟略的，他不可能穷通每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所以领导者一定要会看人、会用人。而要团结一批精英团队，领导者一定要开诚布公，诚信是领导的最基本要素，这是根本。

MBA教育的价值与反思
■ 仝允桓
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MBA教育对中国的贡献
中国的MBA项目发展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前后，社会对MBA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几年前，中美大连培训中心有一个美国跟中国政府合作的MBA项目，结果这些MBA毕业后，大家不知何为MBA，没有人要，还以为他们是工商管理硕士，就应该到工商局等政府机构中去。现在看起来是个笑话，不过MBA的快速发展也正是这15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反映，经济发展是MBA教育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

MBA教育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它不仅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而且使中国的商学院认识了现代管理和管理教育的整个体系。
中国MBA教育刚起步时，许多院校对MBA的认识都不同。当时财经院校办的MBA，其课程本科生都学过；工科院校开出的管理类课程，好几门都要讲投入产出法，因为教师比较擅长数学这方面。而企业管理专业，在综合性院校叫企业管理，到了工科院校就叫管理工程。

不过，MBA办了十几年，通过国内外院校之间的交流互动，现在大家对于什么是管理教育、MBA要培养什么，基本上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MBA教育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开创了一个政府不出钱的学位教育新模式，现在社会上的15种专业学位教育其实都是MBA的模式。中国教育体制中合法的培养模式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就是委托培养，而MBA从一起步就只能按照委托培养这条路走，可以说MBA就是在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夹缝里成长起来的，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很难想像，如果没有MBA教育，中国现在的管理学院会是如何运作的，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MBA教育发展太快了吗？
从MBA教育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来说，MBA教育的发展速度的确不慢。十几年前，刚开始办MBA时，台湾教授看大陆的管理教育是居高临下，觉得我们什么都刚起步，一切都很幼稚。然而，现在他们再看我们的MBA项目，对于我们MBA教育的发展，有点瞠目结舌。这几年，包括台湾地区在内，许多亚太区的管理院校跑到中国大陆与我们的管理院校开展合作，其实就是来寻找市场机会。而且，我们的管理教育水平在总体上的确比他们强，无论是总体的教学水平、师资力量，还是招生规模，都不比他们差。现在，我们和欧美著名的一些商学院，在学术交流与教学合作上也都是平等的关系，甚至有些国外的商学院要求跟我们合作时，我们还要考虑它的水平是否够强。所以我觉得这十几年的中国管理教育，有很大的成就。但从社会的需求来看，我们的MBA教育发展并不算快，社会上担心MBA教育发展太快，MBA已经供过于求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拿中国和美国进行比较。1974年美国的GDP约为1460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授予的MBA学位人数是32820人，而在此前20年里，美国累计授予的MBA学位已经有26万多人。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2004年中国的GDP约为16500亿美元，这一年招收的MBA学生约18554人，截至2004年，累计招收MBA学生总数约95000人，已经获得MBA学位的也就5万多人。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不仅与中国目前的GDP总量水平差不多，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也差不多。1965年至1977年，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77%。值得注意的是，这12年里，美国每年授予MBA学位人数的平均增长率为17.72%，比GDP的增长速度高一倍。这样看来，中国作为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实际上现在的MBA并不算多。2005年我们春、秋季招收的MBA生源加起来，才20584人，比美国差很多。所以我觉得仅凭社会需求而不是人为推动，MBA教育也一定能够发展。如果将来有一天MBA真的开始找不着工作了，MBA的发展自然就会慢下来，规模也会随着市场需求的下降而萎缩。那么，为什么这几年欧美社会和中国社会开始反思MBA教育呢？其实，美国对MBA教育的反思已经进行了3次。第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次反思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应该加强商学院教授的研究，二是应该使MBA教育更贴近实际。第二次反思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次反思更强调MBA教育要贴近商业实践。从2001年开始持续至今，美国管理教育开始了第三次反思。不过这次反思中，即便是非常极端的明茨伯格，所表达的观点也无非还是让MBA教育更贴近企业、更贴近商业实践。再从这三次反思的背景来看，其实都是美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经济发展不太顺畅，社会就开始反思，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当然也包括对管理教育的反思。

中国的MBA教育这些年的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稳定的，为什么给人一种在大起大落的印象呢？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炒作。许多媒体都说这几年MBA的报名人数在下降，MBA学员毕业后工作难找，其实据我通过中华人才网等渠道的了解，这几年总体上MBA的薪金还在上升。MBA工作是不是不好找？全国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但我看清华大学这几年就很好。我们每年毕业的学生数是差不多的，但是来招聘的企业和提供的职位数目每年都在上升。清华每年约有300名MBA毕业生，2004年，来校招聘MBA的公司有244家，提供了1384个职位；2005年，来校招聘MBA的公司有354家，提供了2495个职位。那么如何看待最近两三年，尤其是2003年MBA报名人数的下降呢？可以从社会大背景来考察。2001年MBA联考有38000人报名，而由于2002年MBA考试要考听力（2002年听力不计入总分，2003年开始计入总分），许多人为了赶末班车，2002年的报名人数激增至50000，到2003年时又回落到44700，但是2004年的报名人数由于受2003年SARS的影响，相对于2003年又下降了20%。这样由于2002年创造了报名人数的高峰，而2003年又有SARS这一偶然因素，给人的一个假象就是MBA报名人数连年下滑，加之现在欧美商学院还在反思管理教育的问题，所以媒体的神经就被触动了。

中国MBA教育的差距

我相信，国内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的MBA教育即使在美国至少也是中上的水平。硬件上，我们绝对不落后。其实教材方面，我们现在和美国学校基本是同步的，案例我们和美国学校一样，也跟哈佛出版社签协议，付版权费购买案例，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的案例研究中心。那么我们国内的MBA教育和国外的差距在哪里呢？

第一，师资力量不足。这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研究水平上。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本科绝对是一流的，硕士也不差，但是博士真的赶不上人家。这就意味着教师的研究水平赶不上，在很多情况下教师根本摸不着世界上研究的前沿。这种差距就会造成我们的MBA教育同欧美商学院的差距。但是师资水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顶端，从平均水平来说我们也不差。以清华为例，就平均水平而言，从外国请来的教师不见得比国内教师上课的满意度高。当然，国外请来的教师也有非常好的，其水平远远高于我们的平均水平。第二，教育创新不够。其实MBA教育本身就是在改革与创新中发展，我们也确实一直在创新。但是整个教育怎样适应社会的需求？怎么能够为社会培养真正的商业精英？这不是仅仅靠生源好、使用国外的教材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还有一系列需要探讨的问题，比如国际化的管理经验怎么和中国文化结合？怎么落实到中国国情里？这些问题都需要专门研究。目前中国商学院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每个人一天到晚都有做不完的事，好的教授一天到晚都有上不完的课。这就造成一种比较浮躁的状态，许多问题都没人去做深入研究。而且，即便有人要真正研究中国的管理思想，目前不但很难拿到资助，而且也不容易发表论文，尤其是在国际顶级管理刊物上去发表。

第三，对教育理念的认识有偏差。商学院的使命是什么？每个项目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如何因应社会需要来设计课程体系？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来保证目标实现？用什么样的机制推动项目不断改进？对这些问题，我相信国内许多商学院没有认真想过。很多学校都是看见人家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照猫画虎之后，很多项目之间都缺乏有机联系，缺乏整体设计。说到底，很多人在理念上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是需要设计的。

我们现在培养本科生，各个大学分专业拼命地招生。但调查显示，70%的本科生毕业后都不从事他的专业。这是不是教育设计的一大败笔？很多学校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于本科培养计划、课程体系、整个教学管理的设计，都不是很关心。很多学校就只是想当然地觉得某个专业有社会需求，那就招生。我认为，这是高校教育的一大误区。近几年，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基本上明确了，那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教学研究人才。但是在硕士生培养上，我们还很糊涂，培养硕士成为研究人员？但是硕士生毕业后有几个是做研究的？绝大多数人都到公司去了，但是他们在学校受到的训练和公司的训练又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学校跟社会的脱节。

MBA教育的定位应该非常明确：是一个职业学位，学员毕业后就是力求成为职业经理人。但是对这点也还是有很多学校不清楚，所以它们还把MBA当作一个普通的硕士学位去做。清华的MBA教育很重视教育的理念，我们以职业发展中心为龙头，由它来根据社会对毕业生的评价提出教育要求，再反过来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所以在我看来，MBA教育的发展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意义，它不断地提醒我们应该加强对教育项目的设计。

我对MBA教育的三大建议

■ 王璞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说到MBA，我是充满感情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MBA的标准版。这个标准版是积累了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然后又重新回到校园中系统地学习管理，最后投身咨询界一直到现在而炼成的。实际上，MBA教育对于管理素质的培养固然很重要，但要在修读MBA的短短两三年中，就彻底学透管理，是不可能的。那种以为读了MBA就能大彻大悟，自己就是商界精英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MBA教育只能起到一个“师父领进门”的作用。一旦进了商学院，你就知道管理学中有战略、企业文化、财务管理等科目，而且遇到问题也知道该请哪路神仙，同时知道如何去学习，选择性地读书，这就是被领进门了。事实上，MBA已从十几年前的一个稀罕物，变成如今一个平凡的专业性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MBA和MBA教育，而不必去神化它。

现在，中国的MBA教育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适应企业需求、市场需要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实际上，自2001年开始，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商学院和管理教育的学者已经对新世纪的管理教育提出了反思，比较极端的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明茨伯格教授，他在自己那本《管理者而非MBA》的书中对美国的MBA教育制度大加挞伐，认为现在以美国为主的MBA教育提供的是一些弱相关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未能和商业实践紧密结合，同时由于MBA教育的误导，现在的管理实践也偏离了正轨。在教学方法上，他也认为，无论是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教学法，还是以芝加哥商学院为代表的理论教学法，两者都有问题，甚至美国的商学院教育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个错误。尽管如此，从中国MBA教育的历史流变来看，MBA教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现在大家对MBA教育的价值已经达成了共识。

对于现在MBA教育存在的问题，本着改进MBA教育的角度，我以MBA学生代表的身份，提出三点建议：首先，MBA既然是一个培养管理者的项目，商学院就应该让所有涉及管理的人都参与到教学中来。管理包括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和管理实践，这三项分别对应商学院教授、管理顾问和企业家。商学院教授拥有管理理论，他们通过对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提出一些很前沿的管理创见。管理顾问见多识广，在日常的咨询业务中了解到了各类企业各方面的情况，作为局外人，他们能够跳出企业给出管理技术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就是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我相信，如果北大、清华的商学院把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请到学校给MBA学员上课，而且不是三言两语的讲座，而是一系列的案例课堂，让这些有想法、有个性的企业家，讲述他们带领企业成长的奋斗体验，那么，企业家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受，以及他们讲课过程中带着的强烈的情感因素，就可以给MBA学员极大的刺激。实际上，企业家在讲授中传递的信号和学院派教授所传递的信号不一样，他们活生生的、真实的体验往往给人更大的启发。因此，我认为商学院的教育中，这三种人缺一不可，商学院应该争取让这三种管理人成为MBA的教育者，从多角度启发、引导MBA学员，这样，学员毕业后走进社会和企业，才能更加游刃有余。

其次，商学院要明确定位，力求差异化。比如教学方法，哈佛商学院就坚持案例教学，而且几十年不变。现在咱们国内的商学院 90%都在搞MBA项目，但没有特色、雷同的项目多，正确定位的少。所以商学院必须动脑，要么就在案例教学方面最厉害，要么就在学术和理论创新方面最厉害，或者在某一学科如金融、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做到最好，总之尽量争取差异化，然后根据定位，下苦工夫去做。当然，就像做企业一样，定位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难的是真正下决心去做。因为有得就有失，要定位首先就必须砍掉一些项目，这样才能做到聚焦，才有可能形成某一方面的领导地位。现在中国MBA教育的生源还比较充足，但商学院如果不在定位上未雨绸缪，一旦生源不足，生存很危险，没有核心竞争力，即使拼价格也不行。

最后，MBA学员还要自救。管理者的使命是解决问题，而MBA学员作为未来的管理者，在学校期间就应该做好自我管理。商学院本身固然有发展中的问题，但MBA学员自身不能等，不要等老师，不要等资源，不要等定位，从一开始就要自己尽可能地创造机会去实践。学校案例不足，我们可以自己去找案例；学校没有组织企业家来讲课，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去接触企业家和他们交流。比如，我们当时在读MBA期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MBA正式社团组织—北京大学MBA联合会，通过MBA联合会的一些活动，我们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公关能力、决策能力都得到了很大锻炼，这是课堂教学以外的极大补充。实际上，MBA学员在自救过程中，不仅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能力，还可能借助这些机会一展身手，获得意外的回报。例如，你把企业家请到学校来讲企业案例，也许就因为组织过程中你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得到了他的认可，征得了他的信任，他就可能请你去做经理人。

有人说，接受MBA教育有三大收获：一是学到了管理知识、管理技巧，具备了管理的意识。二是可以交到一些朋友，建立朋友圈和信任圈，而商业圈就是一个信任圈，围绕着契约和诚信在运转。三是可以拿到一张MBA文凭。不过，无论现在MBA教育的模式多么优化，MBA学员的自救仍然是他们在读MBA的必修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