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产权交易所静悄悄到温州又作了一次国企项目推介。但双方的合作可谓意兴阑珊，谈了数月，所获无几。在媒体追根究底时，北交所比较厚道地说是多次谈判才能成熟，而有北京企业代表就直言温州商人“浮躁”：“他们很急，没有耐心，所以北京企业推出的这些有一定技术和文化含量的长期投资项目，我估计比较难入他们的视野。”还有人打了一个比方：“他们(温州企业)一定要看到一头牛，仅给他们一条牛绳而看不到牛，他们是不愿意牵绳回去的。”
这个比方倒也新颖，可惜并不能证明民企的浮躁。
照温州企业的说法，问题主要在于股权、人员安置和观念。温州企业要求控股权，不考虑下岗人员安置。但北京国有企业体制约束住了温州企业的这种诉求。也就是说，温州企业既无法控股，也不能调配劳动力资源，谈判过程如漫漫长夜，似乎温州企业就剩下了出钱的份。
这到底是温州企业家目光短浅，还是体现了温州企业家精神？
民企抓住一根牛绳，当然是想牵住牛鼻子，最后牵住整头牛。这个形象的理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牵住牛鼻子，掌握控股权和资源配置权，不怕整头牛跑了；二是收购与已从事的产业相关的企业，这样通过原来的企业这个牛鼻子，能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进而牵出整头牛。这个理论的范本就是中石化最近的私有化举措，无非是掌握控股权，划清产权边界，而后对于企业资源进行调配。
虽然从经验来看，通过代理人或者资本市场的相对控股也能实现资源有效调配的目标，但在一个牛绳未见就能把牛吹成大象的市场，或者在一个产权改革动辄得咎的市场，最有效率的办法莫过于牵住牛绳、抓住牛身之后，再作投资与经营决策，损耗的时间成本与此后可能存在的陷阱相比，不值一提。
从已有的国企改革而言，已投资的民企充满了血泪教训。附着于产权之上的资产与人员等资源处置权常常成为他人手中的牛绳等事例，想必都使民企印象深刻———既然牵住牛绳都拉不出牛，更何况牛绳还在他人之手？这些公开的合法的契约，有时等同于一张废纸。要求回报的速度就成为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民企的博弈能力低下，并未获得与财力相称的政治地位，更使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当然，那些顶着民营实则由官员入股的特权企业不在此列。
据媒体最新报道，一份内容详尽的关于中国石油业准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已经由国土资源部油气管理处起草完毕。文件规定，民企挖油的注册资本从最初的60亿元提高到100亿元；另外，还要求新进者的勘探高级工程师要占到技术人员的10%-20%。这一名为推动垄断行业开放，实则固化垄断企业利益的做法，形象地反映了民企的生存困境。要知道，我国第一家民营石油公司长联石油集数家公司之力，注册资本不到10亿元，而高级工程师，中石油最大勘探开放高工只有38人、地质高工只有25人。
不仅受到政策歧视，由于其资金等各方面所限，民企通常被指责为环境污染与市场诚信的罪魁，这使得政府在惩处民企时振振有辞，而社会舆论对此的谴责也毫不留情。对于民企的保护成为人人皆知的真理，却常常遭到漠视。最近，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因为物权法姓氏问题的讨论，又进入新一轮冰冻期。
民企牛绳理论，实在是对此现实的无奈应对。而有关部门或者国企人士，面对此现实，不是反省市场秩序被人为搅乱，不是反思对于产权的尊重意识匮乏，反而将责任推给民企。也从反面证明，温州商人的牛绳理论是多么正确！
温州企业在面“壁”中成熟
尽管远征欧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迈出飞机舱门的周大虎还在回味刚刚经历的谈判历险。这让人回忆起4年前，温州打火机远征欧洲时的情景。
从“全然不知”到“首次亮相”
2002年3月19日，温州打火机开始了抗击“CR”的破冰之旅。启程前，面对媒体探问此行胜算，温州日丰打火机厂老总黄发静攥着护照，坚定中略带紧张：“我没有把握，胜败真的不知道，但是这第一步还是迈出了。”
一项用来限制儿童开启打火机的安全措施，被称为中国打火机面临的“生死劫”。1994年，美国“CR”法案锁死温州打火机输美之路，温州企业却浑然不知。1998年欧盟效仿美国，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CR”又一次砸向温州打火机。
温州打火机意识到架在脖颈的“生死劫”是在3年后。2001年10月2日，黄发静收到当时欧盟打火机进口商协会会长的一份传真。此后的日子是近半年的奔走呼吁：“当时没有任何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怎么敢跟外国人打官司。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坐以待毙！”
因此，在欧盟表决的最后期限，黄发静一行3人的协会交涉团与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组团赴欧。
这是民间商会在国际贸易纠纷舞台上第一次亮相。黄发静仍记得那年4月3日在中国驻法大使馆与“CR”法案炮制者的较量。“有人质疑中国人copy(复制)他们的产品，气氛一下子十分尴尬”，黄发静说，“我不会说英语，但是希望他们不要以偏概全。”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厂生产的打火机，举在半空，用一句“NOCOPY”打破当时的沉寂。
这便是温州企业首次直面贸易壁垒中搏来的智慧，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公平。正是这种主动出击，数次过招，使这个法案推迟了4年。
当今年2月“CR”再次启动，已有经验的温州打火机企业显得老练多了。昨日，再征欧盟的中国打火机代表团给“CR”阴云笼罩的打火机赢得一线转机。带回转机的周大虎说：“欧盟这次会实施‘CR’，但也会考虑我们的新修改意见，我们会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从“无人应诉”到“首战告捷”
2002年6月份，“CR”法案炮制者等不及把中国打火机赶出欧盟市场，便又使一招，提起反倾销申请。早在1991年，欧盟就对中国出口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打火机被课以16.9%反倾销税，但却无人应诉。2000年，这个反倾销税被要求延期5年，同样无人应诉。
2002年6月23日，接到反倾销调查通知的温州打火机行业沉思许久：“反倾销”政府不能介入，自己又一无所知，但从应对“CR”中得出的智慧提醒温州企业不能再“任人鱼肉”。为此，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特邀法律专家举行专题分析，边辅导边抗击。结果，烟具行业决定联合应诉，并筹措应诉专项资金，组织15家企业递交产业无损害抗辩，1家企业申请市场经济地位。
最终，在中国加入WTO后的首次反倾销保卫战中，中国打火机首战告捷——2003年9月13日，会长周大虎在杭州宣布：欧委会刚刚在比利时发表官方公报，正式终止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调查。这表明中国打火机行业应对欧盟反倾销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从“积极应诉”到“败而不馁”
两年后，烟具协会接待了一位客人，赛纳集团董事长陈则。2005年6月12日，他接到了欧盟劳保鞋反倾销调查的战书。为迅速进入“战备状态”，陈则拜访了东方打火机和大虎打火机。这次交流的成果，在劳保鞋后来的战术中一一反应了出来。
联合全国涉案企业进行无损害抗辩；单独进行市场经济地位申请争取单独税率——赛纳的应诉之策更是囊括了打火机的两大抗辩战术。8月份，当欧盟在应诉的我国劳保鞋企业中筛选核查企业时，赛纳成为首批4家核查企业之一，通宵达旦准备材料，东方的经验告诉他要在自家的“主战场”扳回一军。
不只是劳保鞋。欧委会7月另一个立案公告，将反倾销调查延伸到皮面皮鞋及合成革面鞋类，让“中国鞋都”近乎全线告急。温州鞋企迎风而战，60多家企业积极应诉。但欧委会最终在今年2月给出这样的裁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在如此失利的情况下，东艺、康奈、奥康还是发出了“我们要抗辩”的声音。3月8日，温州、泉州和广东鞋业组成了三地结义抗辩的“大联盟”。3月31日，温州理事长单位会议上，14个理事长单位以“应诉主体”的身份发表了《联合宣言》。前天，4.8%的临时反倾销税开征，温州鞋企有些沉默，但他们都还在忙碌，一手交税，一手抗辩，脚步在坚定前行。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出击”
不只是打火机、鞋类，加入WTO以来，温州出口额从2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去年的60亿美元。同时，眼镜、圆珠笔、低压电器等20多种产品遭遇了贸易壁垒。
曾来温授课的浙大法学院教授陈剩勇说，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因牵涉各方利益，各种名目繁多的反倾销、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手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温州之所以招致较多的“洋官司”，与其经济结构有较大关系。我市基本上以轻工产品为主，有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份额较大，加上企业在规范经营上还需进一步加强，这些都极容易招来对方的“贸易弹”。
面对“贸易弹”，温州企业在教训中思考，在实践摸索中积累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变“消极等待”为未雨绸缪，携手国外进口商协会应对。如温州打火机企业联手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应对“CR”；利用温州华侨遍布全球的优势，及早了解商业信息，“西班牙烧鞋事件”就是华侨第一时间告知的；建立产品预警信息资料库，供出口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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