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
文/徐葆耕
在林林总总的大学中,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能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它具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特色和成绩,但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这种大学精神是难以言说的,又是具体可触的。它能将具有不同思想、文化、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个目标下,在大学遭遇艰难曲折时升华为一种顽强的亲和力和奋斗力。在这类学校中,清华可以说是较为突出的一所。海内外凡是清华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建有“清华同学(校友)会”。在同学会中尽管各人的政治、思想、观念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和睦相处。什么原因?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把他们联在一起,这就是“清华精神”。
大学精神不是人为设定的,也不是哪位校长或大师头脑中的理念产物,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长期相互撞击和融汇的结果。一般来说,一所大学的“精神”同这所大学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是国家意向同社会流行趋势相互冲突与融合的结果。大学精神需要一个较长的办学历史才能养成,它是大学传统中最宝贵的部分,是大学抗打击和求发展的生命力的底蕴所在,对于稳定大学的风格和水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华精神”,在我看来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耻不如人。清华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就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二是讲究科学。清华改为大学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它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大跃进、“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是重视实干。早在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竖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细密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从根本上说,“实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理科那样看重。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这也是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之处。
在清华学校时期,梁启超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后来,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清华90年的多灾多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而其中最动人的我以为是两段:抗日战争中和“文革”十年动乱之后。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一段是在经济压力之下,而两种压力都曾把华夏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清华校训中的“厚德载物”,要求清华人具有如大地般博大与宽厚的胸怀。这一点,就大多数清华人的行止来说,是无愧于祖先遗训的。
未来的世界是多元化的,一流大学的模式也得不拘一格。经历了90年风雨的清华大学能否在充分吸收传统与西方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构建出新的大学理念,使传统的清华精神放射出新的异彩?九十华诞,我们当深思;翘首百年,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