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

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国际商学院成立。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全面与西方接轨。中国企业家不需要走出国门，就可以吸取欧美管理实践的精华

对于1994年11月8日在浦东举行的中欧成立典礼暨新校园奠基仪式，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已经略显苍白，只剩下“盛大”、“隆重”之类的形容词。同日，作为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双方分别指定的项目执行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还签署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办学合同》。11月8日应该是中欧的生日，但分娩的痛苦与成长的艰难所留下的痕迹，显然要比诞生的喜悦更深刻。

1992年，杨亨（Jan Borgonjon）从北京南下上海，这位后来被称为“中欧管理教育合作拓荒者”的比利时人，当时正怀着对北京深深的失望和对上海微弱的希望。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与欧洲共同体有一个非常小的MBA培养项目， 1989年更名为中欧共同体管理中心。这个项目是欧盟援助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现任中欧国际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炯博士回忆，“每年如果欧盟给钱就办，欧盟如果不给钱，也就停掉了”。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杨亨是中欧共同体管理中心主任，1991年，他根据欧盟意见开始考虑如何将该中心扩展为一个符合国际管理教育惯例的独立商学院，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概念与北京的一些国内大学交流后却受到了冷遇，据说，仅在清华大学他就碰壁7次。

来到上海交通大学，杨亨意外遇见了知音。1991年，时任交大管理学院院长的张国华从英国归来，他第一感觉就是中国企业的负责人基本上是生产型的厂长，但随着企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有能力在市场上运作企业的人才需求量很大，可是国内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人才资源却很有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将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想法。不仅张国华，交大校长翁史烈、交大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李家镐对于杨亨带给上海的宏伟计划都表现了极大兴趣，在他们的推动下，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学院项目开了一路“绿灯”。

1992年1月邓小平刚刚发表南巡讲话，当时在MBA这样一个高层面教育上全盘引进西化模式，需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教育部为此事进行了反复讨论，期间不乏激烈的争论，而且出现了无限期拖下去的苗头。关键时刻，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说“应该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也说，“希望中欧商学院就像深圳一样，成为一个教育特区。”这两句话为中欧商学院定了性。

1994年9月和10月，欧盟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列昂-布里坦（Leon Brittan）与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代表欧盟和中国政府签署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协议中要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要在五年内成为亚洲一流商学院，而且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院。

中欧成立之前，教育部已经授权26个高校可以培养MBA，作为第27所，中欧当时看起来像个游走在体制外的怪胎。合作办学必须是依附中国大学的二级学院，国家才承认学位，而中欧是独立法人，又没有本科，不符合授予学位条件。中欧的学生不参加全国统一的MBA考试，不学习全国统一的MBA教学大纲设置课目，但却要按照国际一流商学院的惯例，接受更严格的训练和考核。学院本身也没有系、教研室之类的划分，而是把每门课程当作产品来运作。

实际上，中欧首先向一批毕业时间长、工作压力重的企业管理者敞开大门，成立伊始中欧就开办了国内第一个EMBA，而不是先发展MBA，一段时间后再增加短期培训课程，等时机成熟之后再上EMBA项目。张国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正确”的决策，这样很快就让中国的企业家们了解什么是 MBA，否则“他们不可能聘用MBA毕业生”。

第一届EMBA班计划招收60人，但只招了42人，“第一届学员都是些‘胆子很大’的人。”张维炯笑着说。招生时，张国华逐家拜访上海的国有企业和银行，当时实行的是分类收费，外资企业人员12万元，国有企业老总4.5万元，政府官员1.5万元。就这样，42人中绝大多数仍来自外企。

曾任国美电器总经理的田千里就是中欧第一届毕业生，“苦，”田千里回忆，“我们那一代人本来是非常能吃苦的，但在中欧还是给苦得简直受不了。现在的年轻人，在读MBA之前已经接触到很多市场经济的东西，但我们对那些概念闻所未闻，所以压力特别大。”两个月是一学期，接着用一个月去实习，课程特别紧，加之又全部是英文教学，“就是一天不吃、不睡、不喝，24小时全拿来看书也都看不过来。有一些人就中途退学了，还有一个同学精神处于半崩溃的状态，跑回去看了病才回来”。

如今，中欧几乎上演了一部“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这个特立独行的商学院，当年看准了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教育将在中国发展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于是创造了太多的“第一”和“唯一”，不仅兑现了《财务协议》的要求，而且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国内工商管理教育的生态。（文/本刊见习记者何伊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