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商学院能做什么

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商学院。跟中国的企业一样，他们既要考虑生存也要考虑发展。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科特勒战略营销EMBA项目。该项目比较吸引人的地方是可以聆听营销领域大师级人物菲利浦·科特勒的课程。不过，来主持这个项目说明会的是菲利浦·科特勒的弟弟米尔顿·科特勒，实际上这些年来，科特勒在中国的营销推广活动大多由在国内设有咨询公司的米尔顿出面。

某种意义上讲，菲利普·科特勒在中国的影响力，与这种推广有密切关系。有人曾经开玩笑说，这兄弟俩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靠铁砂掌闯荡江湖的裘千仞和裘千丈，很多人分不清谁是菲利浦谁是米尔顿，但是却都认科特勒的营销学。

有了科特勒的号召力，项目说明会非常火爆。在会议之前，作为会场的人大逸夫会议中心二层挤满了学生，主办方不得不多加椅子，最后不得不限制入场人数。

如今，像这样的中外合作EMBA项目在中国的商学院中有很多，价格不菲但市场火爆，这说明中国企业管理者对这些理论需求旺盛，而对教育提供商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赚到快钱的地方。

赚快钱与管理扫盲

市场需求决定产品层次，这句话同样适合商学院教育。

在中国，商学院教育迄今已有15 年的历史。根据中国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提供的数字，从最初试点的9 所院校开始，目前中国已有96 所商学院获得MBA招生资格，30 所商学院获准开展EMBA 教育。自从1991 年开展MBA教育以来，中国的商学院招收的MBA学生超过1 2 万人, 招收EMBA 学生也达到了12057 人。

自从1991 年开展MBA 教育以来，中国的商学院招收的MBA学生超过12万人,招收EMBA 学生也达到了12057 人。

不过，MBA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2002 年报考人数突破5 万人之后，MBA招生一度陷入低潮。从去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好转，一些数字可以显示商学院教育市场的潜力。中国2005 年MBA 入学人数约为22000 人，这一年中国GDP 总量约为2.2 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1978年的水平，那一年美国获得MBA学位的却有48500 人。

在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上，赚钱很容易，即使产品不好，差不多也能卖个好价钱。事实上，作为教育提供商的中国商学院，大部分是在从事管理扫盲的基础性工作。

北京丰收企业管理咨询顾问公司董事长陈惠湘曾经在联想集团工作，是当年的畅销书《联想为什么》的作者。16年前，陈惠湘是联想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他和上司郭为一起起草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及其科学性》的文章，为当时联想公司确定了“集中指挥，分工协作”的管理和发展模式。

“尽管那篇文章是我来执笔，但主要思路还是来自郭为。”陈惠湘说，在他看来，198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管理硕士的郭为在商业理论体系和分析手段上明显有优势。而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听到老板以‘田里的、锅里的和碗里的’这样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联想公司的业务战略规划时，觉得老板真是伟大。”陈惠湘回忆说。不过，后来接触到MBA教育，他发现一个MBA 二年级学生在学习企业业务层次管理课程后，自然有这样的思路。所以，陈惠湘觉得，对一个经理人来说，系统的管理理论培训至少有助于理解企业的战略、上司的意图，使沟通更通畅。
陈惠湘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个市场的需求层次如何。“渴求理论是目前中国企业界最大的特色。”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说，过去3 年，他所领导的这家商学院共培养了700 多名MBA 和EMBA 毕业生。调查结果表明毕业生们对学校的满意率高达86.7%。“他们最满意的是从学校获得了系统的商业管理理论。”王方华说，“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中国企业领导者大多出身理工科，缺乏系统的管理理论。”

不过，业内也有不同意见。“许多人读MBA就是冲着理论知识来的，这其实是国内MBA教育以课程为主的一个误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战略与政策系副教授杨斌说，他认为，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需要的是软知识、软技巧甚至隐性知识。真正的管理需要的是技能而不只是技术，特别是创新执行。这正是西方MBA教育正在反思的地方。

亨利·明茨伯格是西方传统MBA教育最有力的批评者，在其《经理人而非MBA》一书中，他认为招收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来读MBA是“用错误的方法培养错误的人”，这些人毕业之后并不能真正有能力管理一个企业。因为企业管理需要的是经验而非课堂上的那些知识。传统商学院提供的财务和分析模型等理论工具仅仅是培养商业硕士，而非真正的管理者。他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对还在成长中的中国的商学院来说，当下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开展商业管理知识的普及运动。

现在，EMBA 教育是很多商学院的重头戏，这种在明茨伯格看来“招对了人但是用错了教育方法”的课程在中国的管理者中也有它受欢迎的原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副行张耀麟博士目前正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攻读EMBA课程，他认为时隔多年重返课堂物有所值，“有多年管理经验的商场老将间经验的相互交流和分享很重要。”对他来说，商学院里的场景性的教学游戏也总能引发他对过往经验的反思和总结。

新知哪里来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许德音曾经写过一篇《一个商学院教授的二十一条戒律》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不要问我怎样管好你的公司”，他认为商学院的教授是在给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人讲管理课程，不是咨询顾问，课程本身很难解决某个企业的具体问题。而如何将课堂上讲的普适性理论和分析框架为自己所用，却是学生们自己份内的工作。
也许，对于像许德音这样从事管理学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某个企业的问题的确不是课堂上那些理论可以迅速解决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反问商学院：“我可以问谁如何管好自己的公司呢？商学院可以提供给我什么呢？”

“商学院通过有效的研究和理念来改变世界。”两年前，来上海召开全球校友论坛的美国沃顿商学院院长派特里克·贺克如此阐述商学院的价值。事实上，在帮助MBA们获得更多商业理论工具之后，商学院也必须时刻总结新鲜的理念和方法来对付不断涌现的商业挑战。

“没有研究的商学院是没有灵魂的，评价一个商学院最关键的指标是它的教授队伍。”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这样说。中国的商学院在学术研究上目前的水平如何呢？教授队伍建设情况怎样呢？在英国《金融时报》对商学院的评比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连续5年位居全球一流商学院的前50名之中，2006年共有教授35名，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140 多名教授来自全球十几个国家。

中国的商学院教育起步比较晚，为了满足国内旺盛的需求及提高教学质量，聘请国外商学院知名教授来讲课就成了一个惯例做法。起初，这些兼职教授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利用自己的假期到中国来讲课，学生们希望听到的是精彩的课堂效果，对于学院和教授的学术背景可能并不太关心。如今教授队伍的建设和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不少中国商学院的重要工作，他们不仅希望那些有国际影响力的教授加盟，也开始招聘年轻的、有着海外教育背景刚刚毕业的博士。

“我每年授课150 个小时左右，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做研究和分析工作。”肖知兴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在涉及企业研究访问上，他和全校其他34名教师一样，都可以向学校申请研究经费，深入企业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今年，中欧就投入大约400万～500万元人民币用做科研基金，经过研究委员会的评议，提供给教授进行实际研究。“一个好的学校不但要传播知识，还要创造知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说。“我们鼓励教授和企业合作，通过他们的研究，将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概括出来，从而形成新的理论。”

去年，中欧的杨国安教授组织了一个相当活跃的华人企业全球化研习联盟，与格兰仕、明基电通、趋势科技、TCL- 汤姆逊等5 家企业合作进行为期一年的专项研究，探讨华人企业国际化的问题。主持这个研究的教授杨国安说，“华人企业全球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商学院要做的是自己的研究和案例，我们能够整理出一些框架和思路，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

然而创造知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对应用型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更难出成果。”张维炯说。毫无疑问，教育的发展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一样，目前来强求中国的商学院具备美国商学院那样的师资队伍和学术水平还不现实。

长江商学院今年4月开设了中国企业CEO课程，这个高层管理项目是长江商学院与美国沃顿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以4 个模块分别在香港、美国费城、法国枫丹白露和北京四地开展，尽管总共17 天的课程，学费高达26 万元人民币，但市场反馈热烈，仅仅3 天工夫，这个声称为有志于成为全球企业领袖的中国CEO打造的课程报名就结束了。这样的企业高管短期课程在中国商学院里有很多，不管价格多高，总有供不应求的感觉。项兵所领导的长江商学院是一家仅仅成立3 年半的小型商学院。为了以最小的投入实现客户满意，他尝试组合全球最好的华人教授体系来凸现自己办学特色。

CEO 课程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众多知名教授讲课，学生是国内知名的企业家，“现在中国企业碰到的发展问题是独特的，我们希望教学相长，把最顶级的教授和最顶级的学生放在一起，共同探讨，从而使中国企业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项兵说。相对于培养教授和学术研究，这种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系统集成”性短期课程的经济效益很好，但是就长远来看，人们仍然期待中国的商学院能够有一些重量级的学术成果出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要扩建新的校园，为此贷款1亿多元人民币。一位来访的国外商学院的教授知道此事后相当惊讶，在他们那里，很多商学院的教学楼都是由大企业捐赠的。是我们的商学院不够好，不值得企业捐赠，还是我们的企业太抠门儿了？或者是商学院的历史太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没有形成？

在国外，由于近百年的商学院成长史及更多的有规模的企业，企业已经和商学院们建立了更为理想的依存关系。包括美国哈佛商学院在内的很多国外商学院是依靠企业的捐助基金来维持运营的。但中国的商学院的运营资金多来源于学费和政府资助。中欧在过去12年的历史中，前10年都处于亏损状态，除了学费之外，主要靠政府和欧盟的资助，成立3 年半的长江商学院的运营费用则来自李嘉诚基金会的全资捐助。

有什么样的企业，就有什么样的商学院。跟中国的企业一样，它们既要考虑生存也要考虑发展，对它们也不能过度苛求。只是希望中国的商学院们吃着“碗里的”、更要看着“锅里的和田里的”。

（原文刊载于《IT经理世界》200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