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相框闯入眼帘一张是集体合影，正当中坐着国家主席胡锦涛；另外三张则有些模糊，照片上西装革履的李建江望着镜头，背后分别是几位国家高层领导的侧影。
走进这个温州打火机生产商铺满浅灰色羊毛地毯的大办公室，这是落座后第一眼的所见。照片拍摄于加拿大，当时他正随胡锦涛主席一起出访那个枫叶之国。
“可惜主席跟我握手的时刻没拍下来，”44岁的李建江点了支烟，从办公桌前移到会客沙发上，细细端详对面的合影，“不过还是觉得非常非常荣幸，以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
与李建江感受相同的还有许多同乡，包括鞋商、警灯生产者和做水彩笔生意的人。多年以前他们同样不曾想过会拥有如此多的财富，而现在他们都在客厅里的同样位置挂着类似合影。
如同在许多西方国家曾发 生过的一样，温州商人这个从社会边缘成长起来的新兴阶层正在为进入主流社会而竭尽全力，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无疑是这种努力的回报。从2003年起，已有40多位温州商人与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飞往了世界各地。事实上，这些故事无疑可从各种角度解读，但无论如何，这一幕幕却折射我国走向与融入世界的努力。
陈时升是其中最早的5个人之一。
49岁的陈瘦削而温和，说话时语调宛如小学老师般轻声细语，多少让初识者有些诧异——这位当年的电器修理工创办的星际实业，如今是中国最大的警灯警报器厂商，去年他又参与组建轰动一时的中瑞财团并担任执行董事。
冒出随领导人出国的念头，是在2002年。当时他在电视里看到新希望集团刘永言跟随领导人出访，那一刹那，“我兴奋极了——第一次看到领导人带民营企业家出去。”
年长一些的温州人，会完全理解陈时升的兴奋。
20年多年前，上级曾经连发两个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当时，在温州，8位经营螺丝、矿灯等小商品的温州人因“投机倒把”被全国通缉。大多数为生计所迫的当地人，要么在光线昏暗的家庭作坊里夜以继日做手工活，要么东躲西藏在全国各地推销作坊里的产品。
而现今，在全国各地呼啸闪烁的警灯中，有一半以上出自陈时升的工厂。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3000多万家私营企业创造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
随之提高的，是民营企业的地位。1993年，中国修改宪法，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十六大”前所未有地为一位民营企业家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家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外交场合。中国正在国际上寻求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但外界总是认为那里只有政府掌控下的国有企业才能生存。自然，最好的证明莫过于让民营企业家亲口向心存疑虑的西方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温州人从来不会坐等机遇降临。陈时升开始密切关注领导人的出访安排。很快，他看到了可能性——2003年底，总理温家宝将携经贸代表团出访非洲。
此前，陈已经打听清楚，通常是贸易促进会组织出访。一次，在饭桌上陈向温州贸促会的人提出了申请随团指标的想法。
很快，温州分到了2个指标，陈通过各项审查，如愿入选。
12月，身穿温州的“法派”西服和“奥康”皮鞋，带着当地特产瓯绣和几盒崭新的名片，陈时升和另外4位温州商人一起登上飞往埃塞俄比亚的航班。据说，其中3位同乡是直接从北京申请的指标。
这是温州商人第一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当时同机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两年后，陈时升再次随胡锦涛主席出访加拿大，他发现，70多名同伴中许多是民营企业家，仅温州就有14人，有主动申请的，也有应邀而来的。
出访的日子兴奋而忙碌，除却马不停蹄地参观、交流外，辗转于各个国家与地区间的航程往往安排到凌晨，即使有一点空闲也都被当地热情的人们填满了。
在埃塞俄比亚一个联合国会议中心，非洲各国都派出人员到处“拦截”中国企业家，把他们拉到自己精心布置的展厅去——在那里，一些高级官员，甚至是副总统，正等待着向中国客人推销自己的国家。
在美国，每当一天的正式活动结束后，总会有当地企业家找上酒店来，其中一位甚至执意把几个温州人拉到他的公司，那里一片漆黑与寂静，因为员工都下班了，他临时叫人来打开了大门。
生产鞋子的余容岳出访间隙抽空去拜访西欧的客户，对方听说他是跟总理一块来的，“眼睛都亮了”；生产打火机的李建江随团飞往美国迈阿密那天，正是2005年9月11日，大批美国警察严阵以待，机场安检排起长队，但听说他们是来自中国的经贸代表团后，机场专门开启绿色通道，几名警察带领中国企业家直接通行，几乎没有任何停滞。
出访中，也有让温州商人哭笑不得之时。一次，美国中小企业家与中国团的交流中，有人问：“你们现在能吃饱饭吗？”当陈时升回答“我的生活水平可能跟你差不多”时，那个美国人吃惊地瞪圆了眼睛。
在美国人面前，温州人用财富表达了自信；在国内同伴中，温州人更丝毫不比别人寒酸。他们往往穿着“BOSS”、“ZEGNA”等名牌衣服和数千元的意大利皮鞋，即便是短途航班也常常选择头等舱。在没有安排午餐酒的葡萄牙餐桌上，温州人每顿都悄悄抢着为每瓶一两百欧元的酒水埋单，还时常豪爽地送给邻桌。
“得让别人明白，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其中一位埋单者说，“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
两次出访，陈时升算了算，平均每次四五万元，而另一位同行者则说自己花费18万，也有人说是30万。不过他们一点也不在意这些差别，每个人都说，“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些商人期待的是比成本更高的收益，不过其实像周家儒这样的幸运儿并不多。
周是温州一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在加拿大的晚宴上，他的同桌是当地一家最大的同行的董事局主席。这位主席正在寻找合作伙伴，见到周后当即拍板11月份到温州考察。
与这种“邂逅”不同，陈时升则是“寻找”到一位已退休的美国海军副司令。在第二次出访的日子里，他利用一切机会拜访客户或者结交名流，跟那位前海军副司令的联系正是贸促会驻洛杉矶的代表和一位当地华人牵的线。陈说，“我想，在警界他会有一个庞大的网络，但能否合作还需要时间。”
那种以为出访一次就能拿到多少订单的想法很糟糕，至少黄联鑫如此认为。这个生产水彩笔的商人说，“没有哪个傻瓜会一见面就塞个大单，要先交朋友再做生意。”
交情延续，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陈时升跟美国那位前副司令时常互通Email，李建江跟青岛的一家企业开始商谈合作，而跟随温家宝总理一起出访葡萄牙的9个温州企业家自封为“欧洲帮”，关系热络。
不过，更多人看来，生意只是商人们期望值中的很小一块内容，更多的目的是通过参与这种隐含政府信用的活动获取其他利益。4月20日，一个当地学界的讨论会上，这个话题引发了争论。
在温州研究者洪振宁看来，这些商人只不过努力想进入一个档次、品位更高的圈子，而他的老朋友——活跃的评论人士金辉则提出要警惕另外一种可能性，“在中国的土壤上，这种西方国家里常见的行为很可能蒙上非商业的色彩，那将会是一条死胡同。”
尽管备受争议，温州商人们却依然对出访不改热情。一位正在积极联系的服装出口商告诉记者，“我们根本不会斤斤计较——对于那些会让我们觉得自豪的事情。”
同样让他们觉得自豪的事情之一，是在大学演讲。最近，温州大学连续邀请十余位当地老板为学生讲述创业故事，所有企业家都做了精心准备，有人甚至专门带了摄像师全程录像。
“我们都没读过几天书，被大学请去讲课，比白给我几万块钱还高兴。”在一个新近流行的日式餐馆里，5个温州企业家一边热烈讨论，一边要了牛排。他们中有2个人右手持叉、左手持刀，牛排在盘子里被切得吱吱作响，直到服务员轻声提醒大家吃西餐的礼仪。
这一顿，学会吃牛排的成本是1328元。“贵？这有什么关系？”其中一位拿反了刀叉的企业家说，“以后我就是一个绅士了。”发表：《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