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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第二届企业家大会”定于6月18日至19日在约旦召开。中国国际商会鹿城区商会昨天透露，鹿城区选派的9名企业家将随国家领导人一起出访约旦，并参加大会。据了解，此次代表团有中国企业家近百名。近年来，在随国家领导人高端出访活动中，温州商人已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3月份，该商会接到中国国际商会转来的邀请函，对报名企业进行筛选后，将最后确定的名单上报中国国际商会。根据行程安排，代表团参加大会后，还将访问阿联酋和埃及，与两国工商会举行企业项目洽谈会，参观当地开发区和企业等活动。浙江艇浪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敏亮为此次出访精心准备了样品和资料，他说，低压电器在中东有很大的市场，该企业已在那里作初步开拓，这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会给合作伙伴带来更高的信任度，提高商务合作的成功率。
温州市国际商会有关人士介绍，2003年12月，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等5名温州企业家首次跟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埃塞俄比亚。此后，温商便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2005年9月，14名温州企业家随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加拿大；2005年11月，8名温州企业家随胡锦涛出访西班牙，同年12月，12名温州企业家随温家宝访问葡萄牙；2006年9月，温州企业家一行18人，随同温家宝的高层访问团前往芬兰；今年4月，16名温州企业家参加中国贸促会企业家代表团，随同温家宝访问韩国和日本。
组织经贸团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是一种国际惯例，以前我国只有少数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才有机会。近年来，在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代表团中，温商占了10%以上。温商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活跃性引起商界的关注，高端出访机会也受到企业家的青睐。中国国际商会鹿城区商会副会长黄光国说，对于高端出访信息，有条件的温州企业家大多很感兴趣，企业家争取机会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显示出了温商“走出去、开眼界”的战略眼光。他认为这不但能提升企业的国际公关能力，同时也会发现新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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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愚：理性看待民营老板随国家领导人出访
温州民营企业家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据悉，包括“最为活跃”的温州民企在内的沪苏浙民企，已成为近年来高规格“经贸团”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重要组成部分。按不完全统计，三地出访企业约占总数的20%－30%之间，这一数量已完全超过了国有企业。（4月11日，《东方早报》）
跟随领导人出访不是国有企业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产权明晰、绩效优异、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民营企业获得了跟随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资格，实际上是社会良性变迁的一种印证，是经济深入转轨的一种谋略，我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问题是，是否有个别民企在“红光”的照耀下会感到不适？
笔者所说的“适”与“不适”，并非指性情上的拘谨与豪放，而是指行为特征上的匹配程度。与其说准允民企随同出访有助其海外市场的开拓，不如说民企更看重出访本身提升企业形象的巨大空间；换句话说，民企随同领导人出访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由政府信用为民企行为做担保——与领导人在一起的企业肯定是最优秀的嘛。
然而，根据中国贸促会有关人士的说法，遴选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企业的标准是“最好与出访国之间有经贸关系”“出访人最好能说外语”等。显而易见，这些标准大都是低层次或说是“意愿型”的，那么，一旦出访企业将来出现信用危机、资金黑洞等恶性事件，政府形象必定受损，海外企业也必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产生不好的印象，而这一切却无法让昔日出访的民企去埋单。
如此来看，随同出访事件最重要的一环，其实是最初的一个步骤，即决定谁有资格随同领导人出访。一方面评定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并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应当在激励的同时制订相应的制约措施——譬如，如果随同出访的企业在三年内出现信用欺诈等行为，将对其实行严厉的惩治措施。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个别企业出于虚荣而盲目参加出访的现象发生。
事实上，领导人带领民企出访，说到底还是鼓励民企经济发展的一种作法。而最有效的鼓励方法，莫过于对症下药。政府部门如果能有效化解民企的行业准入与投融资窘境，远比高调地遴选几个企业陪同出访更凑效；在这一方面，上个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政府要求国有银行积极为民企贷款，银行贷款如果缺乏，政府向国外借款后转贷给民企，并专门在政府设置一部门为民企代言等，正是系列对症下药的扶持措施，使得韩国诞生了现代、三星等一大批世界级的民营企业。
谈到民企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笔者不禁想起前一阵引起广泛争论的广东民企高价到中央党校学习事件，虽然那可以看作是经济改革大潮中民企话语权的提升的表现，但仍不能排除个别企业纯粹的形象宣传、结交好友等心理。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是延展民企创新空间、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动力来源，但也应该谨防民企与自己走的过近——在强烈的红光照耀下，个别自制力差的民企可能会感到眩晕，这对民企与政府部门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