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是当今的流行。即使是语言文字，也比比皆是跨界现象。为了描述一个领域的新事物或难以描摹的事物，往往会借用其他领域的词汇。被引用来的词汇开始被赋予新意义和新生命，这个新词进而又影响着该领域的思维方式，改变着该领域的行为方式和基本生态。顶层设计就是这么一个新词汇。
不知几何时，“顶层设计”这个工程学的词汇，溜进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宠，尤其为学者和决策者所喜爱。网搜一下，含有这个词汇的句式俯拾可见：事关全局的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治理现代化：要有顶层设计与法治根基；新一轮退耕还林需做好顶层设计；“创新十年”的顶层设计；经济体制改革与顶层设计主题座谈会等。
很容易即可看出，这些句式中，隐含着强烈的顶层设计崇拜。标题的拟定者，对顶层设计寄予着厚望，甚至有把顶层设计从手段当成目的的趋势。尽管可能并非有意，这些句式的拟定者潜意识里已把顶层设计当成很重要的方法论，顶层设计被认为是破除障碍、推进改革以及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和前提保障，有了这把金钥匙，问题似乎就会迎刃而解。
有这样的思维并不让人意外。顶层设计在当下是个很酷的词，尤其对嗜好大一统理念的国人的胃口，不仅更容易吸收和接受，还不愿给予过多思维上的反抗。这个工程学词汇，依托系统论，强调从全局出发统筹谋划，统一思想，整合资源，从战略上解决问题。顶层设计既强调全局观又具有一定高度，试图谋划解决的往往还是根本性问题，试问有谁会故意拒绝这绚丽的词汇？
而且，该词汇还被赋予很强的现实意义，被视为推进中国当前改革的必要举措。经济学前辈夏斌就撰文称，中国经济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要避免改革“绕道走”，就需要通盘谋划做好顶层设计，局部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夏斌的观点在知识界极具代表性，基本逻辑是，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小打小闹的局部改革已难以解决困扰中国的问题，需要从全局思考，设计出中国改革的根本路线图，30多年前的改革，就是解决了当时的“顶层设计”。
从这个逻辑看，他的观点并不错。但仔细思量，却有着明显的因果倒置味儿，把30多年前的改革视为因，而后的经济成就视为果，而有意无意弱化了改革之因——当时的国民经济已走到死胡同，改只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合宜选择，不改隐含的风险会更大。顺应历史潮流而动者依旧是英雄，但把改革寄望于顶层设计崇拜的思维却要不得，改革既是危机下的应时选择，更是各方力量共同推动的过程，仅靠一个顶层设计，是难以设计出我们想要的结果的。
近年顶层设计被推向前台，大背景仍是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再起，中国延续几十年的经济模式走向困境，阻碍经济前进的政治和制度性因素更为凸显，利益集团形成，阶层固化，流动通道受阻，社会矛盾凸显。不改革，风险会更大。在这个背景下，舆论和学界渴盼顶层设计解决问题的思维可以理解，但不可被顶层设计所误，寄望一个顶层设计来解决改革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因为，首先，改革设计并非易事。即使决策者和智囊有改革思路和具体路径，也只能是个框架性的纲要，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而实际操作还要在不断试错中前行。设计好的思路和路径，也不会一成不变，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调整和修正。我们需要顶层设计来为改革确定方向，但却不应受其所限，畏首畏脚，不敢作为或无所作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期望决策者为我们制定改革的大政方针，但不能把改革的成败一古脑儿交给顶层设计，不能把顶层设计这一手段当成改革的目的。
由于改革需要不断试错和调整，我们也不能静待顶层设计，而不肯或不敢发挥积极能动性，主动地有所作为。坐待顶层设计，体现的正是思维和行为的惰性。即使按照系统论的解释，改革也是个全系统着力的过程，需要系统的各环节共同着力，发挥各自的主动性。不要怕犯错误，更不要怕冒险。当初小岗村的改革，就是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搞成的。
顶层设计的制定过程，同时也是各方力量博弈的过程；顶层设计制定后的改革过程，更是各方力量博弈的过程。当改革力量大于阻力，或者改革意志足以突破阻力时，我们的改革就会前进；当阻力大于改革力量，或者改革的意志突破不了阻力时，我们的改革就会倒退。不管是在顶层设计制定时还是之后的执行中，我们都要勇于承认各方诉求，给各方尤其是弱势方充分的表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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