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改革引领了中国体制内商学院乃至教育界整体的变革。
这种变革的基本思路主要是在治理结构上，一是打破师资的近亲繁殖，二是引入激励机制。“过去的几年里，光华管理学院在这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在北大内部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说。
以光华管理学院改革推动北大改革，以北大改革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张维迎把一个商学院的治理放到了更宏大的背景中。
除了在体制方面有所突破，在商学教育本身上，光华管理学院也是一股主要的变革之力。
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率先设立EMBA教育。四年之后，国家才正式授予国内30所院校开展EMBA学位教育。张维迎说：“我们当时的一个主要想法就是，EMBA的教育和发展，实际上关乎整个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MBA教育。”他提出商学教育是一个“网络产业”，也就是说，接受管理知识的人越多，对每个人来讲，这种知识的价值就越大。
光华管理学院还试图承担起了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商学教育事业的责任。从2002年开始，光华管理学院启动了国际博士生项目（IPHD），试图为中国所有商学院培养优秀的师资。“对中国大部分商学院来讲，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这个做不好，中国的商学院面临覆没的危险。”张维迎说。目前光华管理学院十个系主任，没有一个是光华毕业的。没有门户之见，这是光华做得最为成功的一点，在教师的竞争全球化方面走先了一步。他认为，一家顶级的商学院不仅承担着教授知识的责任，更承担着创造知识的任务。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优秀的教师是核心。中国顶尖的商学院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
访谈
问：光华管理学院当初为什么要做中国第一个设立EMBA教育的学院？
答：中国的管理学教育起步是比较晚的。管理学的教育是随着我们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需求。
早期我们开始进行的是MBA的教育，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但是我们觉得中国最需要接受系统化现代管理教育的可能是企业的高层。高层有没有能力来管好人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MBA教育在国外也是1990年代才开始的。相对过去来讲，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新的竞争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非常大，要不断适应。
EMBA的教育关乎到整个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问题，也关乎中国企业的生存发展。在面临全球化竞争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军的作风，否则没有办法跟国际合作，也没有办法竞争。
问：对于光华管理学院来说，您从一开始就定义它是一个研究型的商学院，这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商学院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在早期阶段，因为我们的人力储备不够，主要是向国外学习。但是中国有自己本身的一些特殊性，实际上有好多可以让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光华管理学院衡量自己的成败与否，有五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学术领袖，就是衡量我们在管理学界的影响有多大，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和引证。第二个是商界思想家，也就是我们的研究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界，是不是真的能在商界引起共鸣。第三点是，我们是未来商业领袖的一个摇篮。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衡量，从我们这培养的这些学生，有多少人在商界是具有影响力的，而且，他们所做的这些企业对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国企业发展是不是有所创新。第四个方面是智囊，就是对国家和政府的政策的影响。第五个方面，我们还应该是一个商学教师的队伍的生产者，就是说我们要为其他的商学院培养提供师资。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顶尖级商学院的使命。
问：您是中国最知名的推行高校改革的学者，也因此遭受很多非议。就光华管理学院而言，有人比喻您是在一家大国企里搞市场化，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答：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首先是传播知识，重在研究型的，创造知识、服务社会。那什么样的体制能够完成这个功能？这几年我们一直要求光华管理学院所有的人员，每天早上起来，默想三遍：这个社会有光华管理学院和没有光华管理学院有什么区别？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达到自己的使命？过去的五六年，我们一直是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来去改造自己。我们打破了传统体制的铁饭碗，从1999年开始招聘的青年教员，所有的合同都是3年，3年后再续，不优秀就走。
有人把大学比喻成国有企业，其实它比国有企业更难改革。国有企业从1980年代就开始改革，因为不改就会死。而从目前来看，大学即使不改，眼下也不会死，所以就缺少这种足够的压力。但是你又必须改。大学品牌需要长期积累，由于大学的特殊性，我们一定要改造原来的大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大学内部，花大力气改造中国的大学体制。
问：您能否总结一下，目前中国商学院发展的主要挑战在哪些地方？
答：对中国大部分商学院来讲，仍然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师资队伍不好，一流的企业家、一流的管理者都去上国外的大学，那留给中国的就是三流的学生。越是三流的学生，就越没法吸引来一流的老师。这样恶性循环。怎么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中国的大学，不光是商学院，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也与经费有关。
其次，中国的商学院要立足于中国，由中国的经验发展出对世界有借鉴意义。假如过20年，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出现了世界级的优秀企业。那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下商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商学院的教授有没有把中国企业成功的模式变成世界接受的模式？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很惭愧。
第三，中国的商学院，未来一定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使命是不一样的。在全世界的商学院里，有80%的商学院都是一般性质的教授知识型，但是必须要有20%的商学院来创造知识，否则，那80%也死定了。所以，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要创造知识，创造有用的知识，创造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像商学院都不能够创造知识，以后管理知识就会枯竭。
这种变革的基本思路主要是在治理结构上，一是打破师资的近亲繁殖，二是引入激励机制。“过去的几年里，光华管理学院在这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在北大内部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说。
以光华管理学院改革推动北大改革，以北大改革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张维迎把一个商学院的治理放到了更宏大的背景中。
除了在体制方面有所突破，在商学教育本身上，光华管理学院也是一股主要的变革之力。
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率先设立EMBA教育。四年之后，国家才正式授予国内30所院校开展EMBA学位教育。张维迎说：“我们当时的一个主要想法就是，EMBA的教育和发展，实际上关乎整个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MBA教育。”他提出商学教育是一个“网络产业”，也就是说，接受管理知识的人越多，对每个人来讲，这种知识的价值就越大。
光华管理学院还试图承担起了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商学教育事业的责任。从2002年开始，光华管理学院启动了国际博士生项目（IPHD），试图为中国所有商学院培养优秀的师资。“对中国大部分商学院来讲，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这个做不好，中国的商学院面临覆没的危险。”张维迎说。目前光华管理学院十个系主任，没有一个是光华毕业的。没有门户之见，这是光华做得最为成功的一点，在教师的竞争全球化方面走先了一步。他认为，一家顶级的商学院不仅承担着教授知识的责任，更承担着创造知识的任务。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优秀的教师是核心。中国顶尖的商学院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
访谈
问：光华管理学院当初为什么要做中国第一个设立EMBA教育的学院？
答：中国的管理学教育起步是比较晚的。管理学的教育是随着我们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需求。
早期我们开始进行的是MBA的教育，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但是我们觉得中国最需要接受系统化现代管理教育的可能是企业的高层。高层有没有能力来管好人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MBA教育在国外也是1990年代才开始的。相对过去来讲，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新的竞争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非常大，要不断适应。
EMBA的教育关乎到整个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问题，也关乎中国企业的生存发展。在面临全球化竞争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军的作风，否则没有办法跟国际合作，也没有办法竞争。
问：对于光华管理学院来说，您从一开始就定义它是一个研究型的商学院，这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商学院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在早期阶段，因为我们的人力储备不够，主要是向国外学习。但是中国有自己本身的一些特殊性，实际上有好多可以让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光华管理学院衡量自己的成败与否，有五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学术领袖，就是衡量我们在管理学界的影响有多大，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和引证。第二个是商界思想家，也就是我们的研究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界，是不是真的能在商界引起共鸣。第三点是，我们是未来商业领袖的一个摇篮。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衡量，从我们这培养的这些学生，有多少人在商界是具有影响力的，而且，他们所做的这些企业对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国企业发展是不是有所创新。第四个方面是智囊，就是对国家和政府的政策的影响。第五个方面，我们还应该是一个商学教师的队伍的生产者，就是说我们要为其他的商学院培养提供师资。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顶尖级商学院的使命。
问：您是中国最知名的推行高校改革的学者，也因此遭受很多非议。就光华管理学院而言，有人比喻您是在一家大国企里搞市场化，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答：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首先是传播知识，重在研究型的，创造知识、服务社会。那什么样的体制能够完成这个功能？这几年我们一直要求光华管理学院所有的人员，每天早上起来，默想三遍：这个社会有光华管理学院和没有光华管理学院有什么区别？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达到自己的使命？过去的五六年，我们一直是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来去改造自己。我们打破了传统体制的铁饭碗，从1999年开始招聘的青年教员，所有的合同都是3年，3年后再续，不优秀就走。
有人把大学比喻成国有企业，其实它比国有企业更难改革。国有企业从1980年代就开始改革，因为不改就会死。而从目前来看，大学即使不改，眼下也不会死，所以就缺少这种足够的压力。但是你又必须改。大学品牌需要长期积累，由于大学的特殊性，我们一定要改造原来的大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大学内部，花大力气改造中国的大学体制。
问：您能否总结一下，目前中国商学院发展的主要挑战在哪些地方？
答：对中国大部分商学院来讲，仍然是师资队伍的建设，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师资队伍不好，一流的企业家、一流的管理者都去上国外的大学，那留给中国的就是三流的学生。越是三流的学生，就越没法吸引来一流的老师。这样恶性循环。怎么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中国的大学，不光是商学院，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也与经费有关。
其次，中国的商学院要立足于中国，由中国的经验发展出对世界有借鉴意义。假如过20年，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出现了世界级的优秀企业。那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下商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商学院的教授有没有把中国企业成功的模式变成世界接受的模式？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很惭愧。
第三，中国的商学院，未来一定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使命是不一样的。在全世界的商学院里，有80%的商学院都是一般性质的教授知识型，但是必须要有20%的商学院来创造知识，否则，那80%也死定了。所以，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要创造知识，创造有用的知识，创造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像商学院都不能够创造知识，以后管理知识就会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