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内很多管理教育项目一开始是抱着学习者的心态从国外搬回商业教育的全部内容，那么北大国际MBA（BiMBA）从一开始就试图做创造者。它背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最大化地发挥了在中国问题研究上的资源优势。
虽然是一个中美合作的项目，BiMBA却一直坚持 “天时地利人和”三结合的教学模式，也就是坚持寻找适合中国特殊情况的商学教育。推动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科教学、科研的发展，这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BiMBA的目的，也是BiMBA坚持的远景目标。
尽管只有七年历史，BiMBA今年却连获两项殊荣——在《财富》（中文版）“2005年中国工商管理教育调查”中名列第一，而《福布斯》（中文版）也评选其为2005年中国最有价值的在职MBA教育。《财富》调查的是MBA的受教育者自己对MBA教育的认同程度，《福布斯》评比的是市场对MBA教育产品的评价。来自学生和雇主的反应说明，BiMBA以研究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适应中国的商学教育，这种发展模式也值得被中国其他的商学院和商学项目共同分享。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商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在于我们对中国商学的教育模式作出了尝试。”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BiMBA项目负责人林毅夫说。在今天，当国内绝大多数管理教育项目都需要反思全面西学的历史时，BiMBA是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定位，从BiMBA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商学教育将来的发展方向。
访谈
问：回顾BiMBA的发展历史，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答：我们取得一定的成功和我们一开始的定位有关。中国人讲要成就一个事业必须掌握“天时地利人和”。
商学院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那时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经济基础高，各项制度完善，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平均起来每年的增长率只有2%，经济结构和制度相对稳定。商学教育无非就是要增加学生面对市场的竞争环境做出准确决策的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提高。既然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也就不太需要去研究这些变动，学习怎样应对这种变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发达国家的商学教育教的主要是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等属于“人和”；找准市场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等属于“地利”的内容。但是，发达国家MBA教育缺乏大的制度环境、社会结构变化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天时”教育。
我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基础比较低，并且各种制度比较不完善，但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可以达到10%左右，而且持续几十年。在如此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大的制度环境、大的社会结构变动都会特别快，这种宏观环境的变动给企业带来许多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属于“天时”范畴的机遇和挑战。
国外商学教育所缺的，正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优势所在，因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大的制度变革，大的社会变革，大的经济发展。BiMBA成立之初我们就有意识地把我们的优势跟国外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适合中国这种转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商学教育观。
问：您认为目前国内商学院与国外顶级商学院，主要的差距在哪里？
答：国外的顶级商学院之所以顶级，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学生对课程满意，市场对这些学生也满意。目前我们国内的商学院跟国外最大的差距就在这个地方，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有57%读过MBA的学生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会不选择读MBA,说明现在国内商学院的教育并未让学生满意。
问：经过十多年向西方学习管理教育的过程，现在国内也在开始对此进行反思。那您觉得对中国的商学院和管理教育项目来说，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答：作为商学院，对学生来讲，是以教学为主，但是要教好学生，让学生觉得所学有用，一定要有研究。因为，即使在美国，虽然没有大的天时的变动，但技术、产业、市场条件的变动也是不断的。随着这些变动，有效的内部管理、产业选择、竞争方式也必须不断调整。商学院的教授只有深入做研究，并把研究的成果作为教学的内容，才能让学生觉得学到的和他们面对的工作不脱节。另外，不仅要教学生现有的理论，还要教学生如何去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做出决策这种属于“研究”范畴的能力。除非老师自己精于研究，否则难以教人家怎样做研究。
如果国内老师自己不做研究，只能把国外现有的理论搬过来教，国外的理论也许可以解决国外的问题。但是，国外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法制环境，跟我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些理论搬到我国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让学生觉得隔靴搔痒，而且，也难于指导学生将来面对问题时如何去克服。
问：现在有很多商学院已经或者正在计划将自己开发的中国企业的案例推销给世界。中国的商学院要进行自我创造，案例的国际化是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答：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不过只是很小的一步。BiMBA也教案例，但是案例只是教学内容的一小部分而已，更重要的是研究和理论。这就像写报道文学和提出新的理论之间的差距。案例不过是描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企业当时所作出的决策其实不见得就是惟一的决策，或是正确的决策，也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决策。真正要教的不是案例本身，案例只不过是作为讨论的素材而已。目前，国外对中国的案例感兴趣是因为对中国市场感兴趣，但是，如果只是要了解中国市场的发展状况，《商业周刊》、《财富》、《新闻周刊》、《时代》等的封面报道会谈得更全面。
管理教育有两种教法。一种是教授理论，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为代表，另一种是案例教学，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两者的差异其实并不像表面看的那么大，比如说，以理论教学为主的，出的考题一般都是具体的现实问题。教案例为主的，教学生的时候会告诉同学如何用理论来分析。所以真正好的教育一定是殊途同归，教出来的学生都是会收集信息、分析信息、进行决策；都拥有不断学习、不断从现象去了解背后因果过程的这种能力。就中国商学院教育的发展来说，中国案例的国际化是迈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的理论。
BiMBA的教育是将理论和案例两者结合。老师必须以研究为主，我们对老师的教学量要求并不高，一个老师一年的教学量是三门课，目的就是给老师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研究。
问：对商学院的定位一直存在争议，究竟商学院应该更倾向于企业化运作，还是应该更倾向是一个研究机构？
答：我想这是两方面的结合。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必须要面对产业、技术、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动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调整，不搞科研怎么行？因此一个好的教学机构，要搞好教学，一定要搞好研究。但是，内部的管理要有效率必须是企业化的，不能是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并不是说一个研究型的机构，就不能够进行企业化的管理。商学院教育的企业化管理就是要提高效率，但是，教育是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的。如果把商学院教育的企业化运作认为是利用大学教育的垄断地位来实现利润最大化，那就不对了。
虽然是一个中美合作的项目，BiMBA却一直坚持 “天时地利人和”三结合的教学模式，也就是坚持寻找适合中国特殊情况的商学教育。推动中国经济学、管理学科教学、科研的发展，这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BiMBA的目的，也是BiMBA坚持的远景目标。
尽管只有七年历史，BiMBA今年却连获两项殊荣——在《财富》（中文版）“2005年中国工商管理教育调查”中名列第一，而《福布斯》（中文版）也评选其为2005年中国最有价值的在职MBA教育。《财富》调查的是MBA的受教育者自己对MBA教育的认同程度，《福布斯》评比的是市场对MBA教育产品的评价。来自学生和雇主的反应说明，BiMBA以研究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适应中国的商学教育，这种发展模式也值得被中国其他的商学院和商学项目共同分享。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商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在于我们对中国商学的教育模式作出了尝试。”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BiMBA项目负责人林毅夫说。在今天，当国内绝大多数管理教育项目都需要反思全面西学的历史时，BiMBA是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定位，从BiMBA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商学教育将来的发展方向。
访谈
问：回顾BiMBA的发展历史，您认为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答：我们取得一定的成功和我们一开始的定位有关。中国人讲要成就一个事业必须掌握“天时地利人和”。
商学院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那时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经济基础高，各项制度完善，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平均起来每年的增长率只有2%，经济结构和制度相对稳定。商学教育无非就是要增加学生面对市场的竞争环境做出准确决策的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提高。既然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也就不太需要去研究这些变动，学习怎样应对这种变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发达国家的商学教育教的主要是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等属于“人和”；找准市场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等属于“地利”的内容。但是，发达国家MBA教育缺乏大的制度环境、社会结构变化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天时”教育。
我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基础比较低，并且各种制度比较不完善，但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可以达到10%左右，而且持续几十年。在如此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大的制度环境、大的社会结构变动都会特别快，这种宏观环境的变动给企业带来许多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属于“天时”范畴的机遇和挑战。
国外商学教育所缺的，正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优势所在，因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大的制度变革，大的社会变革，大的经济发展。BiMBA成立之初我们就有意识地把我们的优势跟国外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适合中国这种转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商学教育观。
问：您认为目前国内商学院与国外顶级商学院，主要的差距在哪里？
答：国外的顶级商学院之所以顶级，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学生对课程满意，市场对这些学生也满意。目前我们国内的商学院跟国外最大的差距就在这个地方，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有57%读过MBA的学生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会不选择读MBA,说明现在国内商学院的教育并未让学生满意。
问：经过十多年向西方学习管理教育的过程，现在国内也在开始对此进行反思。那您觉得对中国的商学院和管理教育项目来说，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答：作为商学院，对学生来讲，是以教学为主，但是要教好学生，让学生觉得所学有用，一定要有研究。因为，即使在美国，虽然没有大的天时的变动，但技术、产业、市场条件的变动也是不断的。随着这些变动，有效的内部管理、产业选择、竞争方式也必须不断调整。商学院的教授只有深入做研究，并把研究的成果作为教学的内容，才能让学生觉得学到的和他们面对的工作不脱节。另外，不仅要教学生现有的理论，还要教学生如何去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做出决策这种属于“研究”范畴的能力。除非老师自己精于研究，否则难以教人家怎样做研究。
如果国内老师自己不做研究，只能把国外现有的理论搬过来教，国外的理论也许可以解决国外的问题。但是，国外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法制环境，跟我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些理论搬到我国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让学生觉得隔靴搔痒，而且，也难于指导学生将来面对问题时如何去克服。
问：现在有很多商学院已经或者正在计划将自己开发的中国企业的案例推销给世界。中国的商学院要进行自我创造，案例的国际化是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答：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不过只是很小的一步。BiMBA也教案例，但是案例只是教学内容的一小部分而已，更重要的是研究和理论。这就像写报道文学和提出新的理论之间的差距。案例不过是描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企业当时所作出的决策其实不见得就是惟一的决策，或是正确的决策，也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决策。真正要教的不是案例本身，案例只不过是作为讨论的素材而已。目前，国外对中国的案例感兴趣是因为对中国市场感兴趣，但是，如果只是要了解中国市场的发展状况，《商业周刊》、《财富》、《新闻周刊》、《时代》等的封面报道会谈得更全面。
管理教育有两种教法。一种是教授理论，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为代表，另一种是案例教学，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两者的差异其实并不像表面看的那么大，比如说，以理论教学为主的，出的考题一般都是具体的现实问题。教案例为主的，教学生的时候会告诉同学如何用理论来分析。所以真正好的教育一定是殊途同归，教出来的学生都是会收集信息、分析信息、进行决策；都拥有不断学习、不断从现象去了解背后因果过程的这种能力。就中国商学院教育的发展来说，中国案例的国际化是迈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的理论。
BiMBA的教育是将理论和案例两者结合。老师必须以研究为主，我们对老师的教学量要求并不高，一个老师一年的教学量是三门课，目的就是给老师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研究。
问：对商学院的定位一直存在争议，究竟商学院应该更倾向于企业化运作，还是应该更倾向是一个研究机构？
答：我想这是两方面的结合。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必须要面对产业、技术、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动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调整，不搞科研怎么行？因此一个好的教学机构，要搞好教学，一定要搞好研究。但是，内部的管理要有效率必须是企业化的，不能是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并不是说一个研究型的机构，就不能够进行企业化的管理。商学院教育的企业化管理就是要提高效率，但是，教育是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的。如果把商学院教育的企业化运作认为是利用大学教育的垄断地位来实现利润最大化，那就不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