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送子女上大学几乎是贫困家庭的唯一希望所在。很多贫困家庭为此含辛茹苦，甚至有报道过姐姐卖淫、哥哥卖血供弟弟上大学的悲伤实例。然而，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最终完成学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只能勉强在温饱线上挣扎，无法帮助自己的家庭。如果连送孩子上了大学这条出路也变得黯淡无光，贫困阶层岂不只能世世代代贫穷下去了吗？

　　更让我担忧的是:迄今为止，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仍然很少有人有准确的认识。人们仍在重复“大学生供大于求”、“大学生所学不适应社会需求”、“大学生心态不正，不愿选择中西部地区”等等陈词滥调。这些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显然无法解释如此大规模、普遍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说大学生供大于求，但是我国万人中大学生数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1995年我国每10万人中有在校大学生461人，而世界每10万人中在校大学生1434人，发达国家平均为4110人，中国只是发达国家的10％)，我看到有文章称目前仍低于印度，而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我国。中国大学生并不是过剩，而是不够。至于说大学生不愿选择中西部地区，也没有任何数据支持。我看到的一则报道说“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猛一看似乎很多，稍微一想，北京和东南沿海地区占中国GDP的比重何止一半？从经济发展相对水平看，发达地区并没有吸收更多的大学生，而在中西部就业的大学生也并不少。

　　在我看来，大学生就业难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资源错配”。简单地说，就是经济资源在一些人为因素的作用下，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片面流向重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知识型服务业则处于低迷。特别是2001年之后，在低利率、低汇率政策扶持下，重型产业加速发展，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近3/4来自重制造业。说通俗点，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在明显地走向“粗笨化”。这种产业结构失衡反映在劳动力需求结构上，就是知识型服务业岗位——基本上属于所谓“白领”岗位——需求相对不足，对蓝领型岗位却产生了旺盛的需求。因此，才会出现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等新的“脑体倒挂”现象。

　　中国经济的“资源错配”有许多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僵化和错位。事实上，资源错配这个概念，我最早是听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巴曙松博士提出的。巴博士用它来指代我国低汇率政策导致的一种现象:低汇率造成中国产品成本被低估，造成出口“赚钱”的假象。这使得中国人把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外向型产业中去，这些外向型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换来的外汇又只能大量用来投资于海外资本市场，促进了海外金融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此，我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目前实现的人为低汇率政策，促使经济资源片面流向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产业，而不是立足本土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是造成大学生身价不如农民工的一个重要原因。

　　汇率政策造成了不利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在此前提下，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和过度管制，造成的金融产业的不发育，则是抑制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内部因素。首先，金融产业本身就是极为庞大的知识型服务业，可以创造数以千万计的白领就业岗位。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放开企业债券市场，按照企业债券数量达到美国(400万种)的十分之一、每种债券发行可创造10个就业岗位计算，这就是400万个白领就业岗位。反过来说，对企业债券市场的过分管制，就相当于扼杀了这么多的白领就业岗位。

　　其次，金融产业的不发育，导致我国的金融体系不能正确地按照市场需求来决定资本流向。政策性因素对金融体系干预极大，这进一步导致资源错配。例如，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的需要，为了能顺利收回土地出让金，用各种手段鼓励银行向房地产业贷款，这当然会让经济资源过多流向房地产业而不是其它更能创造知识型就业岗位的行业，也当然会使得包工头和售楼小姐们即使只有初中文化，也能轻易拿到比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更高的收入。

　　总之，我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主要症结决不是在供给方面，而是在需求方面，是经济资源错配和产业结构失衡导致的就业岗位需求错位。不看到这一点，不痛下决心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单单采取一些局部的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今年熬过去了，明年同样的问题还会出现，还会更加严重。(作者系Manatt　Jones国际咨询公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