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和北美变化中的政策背景
近年来，博士生教育和训练已经成为政策制定和监督的焦点。许多改革的提议日前已经被实施，以此来改变和提升博士这一资格认证阶段。在欧洲，l999年的博洛尼亚宣占提出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2000年制定的“里斯本战略”提出建立欧洲研发区，这显然对博士气生教育和训练的前景及概念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这一资格认证阶段在博洛尼亚进(一项至今有46个欧洲国家签署的政府间提案)中已经被整合为高等教育的第三级，欧盟里斯本峰会的总统级决议指出．欧洲需要更多、更加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带来世界最具竞争力和动力的知识绎挤。为了使欧洲的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博士生教和训练是创建欧洲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研发区这两大目标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然而，尽管存在着趋向更大一致性的潮流(博洛尼亚进程)，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欧洲日益多样化的博士生教育和训练模式；尽管研究者的训练过程中更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成为趋势(里斯本蜂会)，我们依然发现，在多数欧洲国家，预期的投人水平并来实现。
正在思考提高竞争力策略的并不只有欧洲。在北美，类似政策背景的变化同样存在。在过去的15年间，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推动和进展导致了对博士生教育的大量批评和反思。加思·威廉姆斯(Garth Williams)在对加拿大博士生教育的分析中指出“全球化改变了大学教育的环境和实质．并推动了研究和博士训练”，同时，他使用新经济、跨国公司的增多、更频繁的国际往来、传播技术的革命、不断增加的产品以及世界范围内更为激烈的经济竞争等因素来定义“全球化”的概念，此外，美国面临的一个严中问题是，本国的学生群体中并不能产出足够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因为很少有学生选择这些专业。这便是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些专业中积极地录取国际学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原因。
从这些粗略描述的进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博士生教育和训练已经不再仅仅被视为对知识的没有偏见的追求，新知识的生产戒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对欧洲和北美变化的政策环境产生影响的还有另一因素。在最近十至十五年中，博士生——在欧洲，人们更喜欢称他们为“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者”——和授予博上学位的数量都有了可观的增长。这意味着越束越多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将不再留在学术界，而是在大学和研究所之外的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机会。对于这些职业而言．限于学科范围之内的研究教育和适应学术性教研工作的技能是远远不够的。
在那些被欧洲视为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的国家(这些国家也将欧洲视为自己的对手)，欧洲的改革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关乎博士生教育和训练的改革活动几乎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人们对传统的博士生教育及训练形式存在六点错误的认识，即：受到的教育和训练过于狭窄；缺乏关键的组织管理和专业技能；对执教准备不足；完成博士学业用去了太多时间，甚至根本没能完成；对学术界之外的就职机会了解甚少；获得博
士学位到稳定的工作之间所需的转型期太长。
二、博士生教育的新方向
2007年5月，作为博洛尼亚进程的后续部分，欧洲教育部长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签署的《伦敦公报》中将博士生教育和训练——在博洛尼亚进程的框架中被称为“第三级”——作为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欧洲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有29％的被调查学校创立了博士生院．22％还延续着仅有个人指导的传统，49％的学校在个人指导之外还提供讲授课程。在签署博洛尼亚宣言的许多国家中．往往可以找到两种或上述全部三种博士生教育和训练的模式。
此外，报告还指出了博士资格认证阶段目的和特征的不断增长的多样性：包括研究型学位、专业型学位、在与企业合作中完成研究工作的博士学位、艺术类博士，获得本科学位即可攻读的速成博士学位——英国的“硕博连读学位”(New RoutPhD)就很有代表性，尽管它并不是专为吸引留学生而设计的，最后，还有欧洲联合办学的博士学位。合作监督或“联合培养”的制度安排也变得越来越常见。
《伦敦公报》还就今后几年需要进行的博士生教育改革列出了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高等教育第三级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否需要更好或更清晰的结构？准入的条件应是什么？需要何种形式的资金支持？怎样使它们更有效地被利用?如何提升灵活性？第三级学位对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为何？对博士学位拥有者来说，是否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应该继续将研究放在首位？学分是否必须且有用?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关键阶段是何时？
有意思的是，这些问题与2006年9月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关于博士生教育的跨大西洋研讨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十分相似，来自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尽管在美国，能否完成学业和人员的逐渐减少是更为显著的问题，与会者仍然认为需要回答一下三个共同关注的问题：硕士和博士生教育的衔接；哲学博士和专业博士的定义、目标和结构；扩展全球范围内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对话。
这些开放性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究更为深入的细节内容。诚然，博士学位的定义和目标都在发生变化，它不再仅仅足一个研究性的学位，面是逐渐开始为非学术性的劳动力市场进行资格认证。要实现这一过程，可以将这一资格认证阶段划分为许多不同轨道，或者在常规的研究性训练计划当中加入一些重要的能力和技巧的训练，具体的做法往往取决于各国的传统。
为博士学位资格认证阶段提供更多结构的做法应该能够减少退学人数，提高效率，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博土生的数量更多了。有趣的是，正是拥有最高级的“自由”学位之一的德国．博士学位拥有者在毕业生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超过10％，具体说来，2005年德国授予了超过25000个博士学位)。对于这一矛盾的解释对进一步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今后，博士生院和培养计划的准入条件将会成为政策和规定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大多数英美国家，硕士学位已经失去其重要性，只要拥有学士学位，就能进人博士生项目，硕士学位只是授予那些在一两年之后决定不再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欧陆国家也有成为“速成博士的类似例子，同样缩减了硕士学位的功能。专业性学位的准入条件又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一般来说．有过几年专业工作经验的人进入这样的培养计划中，比起学术研究的认证或对现有学科知识的原创性贡献，他们更希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其专业领域内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全国性、甚至是欧洲统一的认证框架是否是合理的方案，这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进一步来说，在许多欧洲和非欧洲国家，对哲学博士开故的非学术性劳动力市场非常之小，甚至根本不存在。对博士生资金支持的形式形形色色，也是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博士生应该被视为学生、自己支付学费，还是被视为早期的职业研究者、获得薪水和适当的社会福利，博士学位是研究性职业的第一阶段，还是学术性学位的最高等级？根据这些不同的观点，博士生被看作雇员或是受训者。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占了博上生群体最大比例的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士生们并投有奖学金或薪水。关于关键时段的问题，实际上是英国大学研究水平测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结果和影响。将最佳的人才聚集于大规模的研究项目、精英大学的学院或是顶级的研究系所，这将为博士生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这样，他们能够与处于类似境地的人们沟通、交流经验．也能认识更多的老师，这同样也能提升博士生教育和训练的质量，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此外，根据程度的不同，人才聚集的趋势导致了某些大学、地区甚至是国家(从全球范围看)不再拥有博士生教育。这一发展趋势被欧洲研究型大学同盟极大地推动了。
与集中相关的另一问题当然就是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对人才的国际竞争中，存在博士生教育的“外部”视角，以及将博十生教育视为紧随本科生教育飞速发展的“大众化”趋势的本国人才培养策略的“内部”视角，彼得斯考特(Peter Scott)通过比较这两种不同视角．清晰地概括了这种紧张的关系(根据2006年2月在研究生院委员会的发言提纲)。博士生教育中国际流动性不如人们所预期和推动的那样大，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大学倾向于留住博士生，也许是为了从他们生产的新知识中获利，并且害怕他们会永远地流失到一所国外的教育机构(人才外流)。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目前欧洲高等教育界及研究界正在探讨的，国外——特别是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密切关注其发展态势，以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这些新进展可能会成为另一轮“学术军备竞赛”，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
三、全球性、欧洲和地区性人际网络及提议
对于前文所提到的各种问题．现在是提供一些相应的全球性、欧洲和地区性的网络工作、项目和提议的相关信息的合适时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教育促进与研究中心主任马来西·内拉德(Maresi Nerad)邀请了来自所有大洲17个国家的34名专家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讨论了国际性博士生教育变化的推动力和形式，并在第一次会议上就确立了持续关住这一问题的系统性人际网络。尽管首次会议强调的是不同国家的报告和比较，仍然有五个方面的推动力和形式是所有国家博士生教育的变化中共同存在的：民族国家构建及国际化；哲学博士的定义；现存的研究，可获得的资料，资料的缺乏；评估及质量；原动力。
2007年复活节前，这一专家组成员接受墨尔本大学的邀请，在澳大利亚再度聚首，共有来自5大洲，15个国家的27名与会者。两次会议之间一直保持合作的特别工作组提交了最初的研究结果。第二次会议关注全世界各地区最近的改革发展情况及特别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如同第一次会议后的情况那样，第二次会议也将出版一本专著。第三次会议定于2G08年9月在德国举行．时论政策问题及建议。
欧洲博士联盟(EUREDOCS) 关注欧洲高等教育及研究一体化问题的博士生团体，它致力于推进和实现关注欧洲高等教育及研究一体化问题的博士生和新的博士学位候选人(完成论文答辩不到一年者)之间更多的沟通。这一团体还致力于促进研究结果的发表和传播，以及促进这一领域的年轻学者的交换和流动。
欧洲博士联盟是一个跨学科的团体，接受来自社会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历史学及教育学的博士生和博士学位候选人。
欧洲博士联盟的主要括动有：为博士生及学位申请人提供资源的网站；一本登记有详细信息的成员名录，包括正在研究或是刚完成答辩的关于高等教育及研究的欧洲一体化领域的问题；国际会议(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
这一团体现在由欧洲的四个研究中心联合运行，各自的代表构成了科学委员会：法国，巴黎政治研究院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克莉丝汀·穆塞琳(Christine Musselin)；德国，卡塞尔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国际中心(芭芭拉·M·科姆)；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佩妮·简-伯克(Renny Jane Burke)；挪威,卑尔根大学罗肯社会学中心，伊娃·伯雷克列(Lvar Bleikei)。
来自更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中心的代表被邀请加人这一科学委员会。网站及成员名录由巴黎政治研究院的社会学研究中心负责，会议则由委员会的成员轮流承办，成员同时还负责审阅提交的论文。科学委员会将选出每次会议中最优秀的论文，井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欧洲博士联盟的目标之一是为与该同盟志趣相投的博士生和博士学位获得者举办每年一或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这些会议的目标是：推动交流,促进与会者间的对话和反思；鼓励会者进行写作，并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提供作为讨论者和评论者的实践经验，促进科学上的交流和辩论。
这些会议旨在为博士生和新的博士学位拥有者提供机会，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场所。在此，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成果，接触不同的意见，由资历较老的研究员扮演评判者或听众的角色。这些会议也为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提供了可能。
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将在会后公布在欧洲博士联盟的网站上，得以广泛传播。此外，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支持论文在学术期刊发表时进行修改。每次会议允许部分投稿者一人就一个核心问题提交论文。该论文是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但是通常不是全部，为拥有共同兴趣和共通知识背景的与会者提供讨论和发展相互关系的机会。每次会议都会发掘一个新的话题，科学委员会发表征集意见的号召，并从提交的提议中选出最好的。
欧洲博士联盟的首次会议于2004年6月在巴黎的政治研究院召开，第二次会议2005年在卑尔根大学的罗肯社会学中心召开，第三次会议2006年6月在卡塞尔召开，第四次会议于2007年5月在伦敦召开。
最后，欧洲的博士生之间还存在更为广泛的人际网络，即成立于2002年的欧洲博士理事会(EURODOC，代表欧洲博士候选者及青年研究者理事会)，它的组织形式是各国的博士候选者和青年研究者协会的同盟，在欧洲政治体系之下服务于博十生及学位候选人的利益，为他们提供交流的场所。
除了业已提到的人际网络组织，还有大量着眼于博上生教育改革、与政策问题相关的提议和大规模的工程。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由欧洲大学联盟实行的“博土学位研究计划”。在博洛尼亚进程框架之下，2003年柏林部长会议后，欧洲大学联盟受命在成员机构中进行调查，以求找到大学在组织博士生教育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问题。在提交了第一阶段工作成果之后，博洛尼亚进程后续会议——2005年在卑尔根召开的部长会议要求欧洲大学联盟继续这一工作。后续的工作被称为“博士职业研究计划”，将研究欧洲大量的博士训练模式，以及在不同经济部门中博士学位拥有者的就业能力。这一计划将着重关注与非学术性伙伴合作的博士学位项目，并对博士学位拥有者的职业生涯进行追踪和资料收集，以此为博十学位候选者的职业道路分析奠定基础。
2007年2月，成立于2002年、由20所顶级欧洲研究型大学组成的欧洲研究型大学同盟发表了“关于博士训练和博洛尼亚进程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欧洲研究型大学同盟提出．有必要关注欧洲的高水平研究及研究训练，以保持在知识经济中的国际竞争力。这份声明暗示，在欧洲，参与全球性竞争的、尖端的、集中于博十生教育的研究密集型大学，和中小规模、用以满足当地对研究生学历要求的“学术中心”之间，需要进行区分。看起来，似乎只有欧洲研究型大学同盟的成员机构才能被称为大学。因此，根据这份声明，研究不被列入现存的地区性“学术中心”的任务之中。欧洲研究型大学同盟由此扮演了强大的服务于自身成员的利益的股东性机构的角色。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份声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各类“尖端”研究都需要“普通”的、主流的研究，因为没有较低层次的已有成果，想要达到特别的高水准是不可能的，此处的纵向区别远大于横向区别。
本章涉及的最后一项提议是“欧洲文学及人文学科博士生宣言”，这是2006年11月在法国的克莱蒙——费朗召开的一次欧洲会议的产物，这次会议有来自五个欧洲国家的l9个博土生院参加。宣言称，史学和人文学科代表着国家间丰富的文化差异及这些领域的研究，不应该被忽视。宣占强调了在这些领域的博士生和研究者之间需要更多合作和流动性，并提议增加对研究工作的合作监督管理，以及在这些学科之间引入交叉学科的元素。最为重要的是，这份宣言支持学术界和职业界(即非学术界)的协同作用，也支持建立欧洲博士合作关系网以及在读和往届博士生联合会的呼吁，以促进年轻研究者与学术界和非学术性的劳动力市场的融合。
以上关于提议、项目和人际网络的综述并不是面面俱到，这些例子可以说明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博士生教育和训练的改革中，争议和活动的类型和范围。
四、结论
关于目前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推动力和形式，我们发现既有基于国家不同传统之上的显著差异，也有大环境下政策进程带来的许多类似之处。
在欧洲，我们看到，在博士生训练和高级研究的政策制定方面，大方向的转变是从国家层面上升到国际层面，博洛尼亚进程和里斯本战略更加强了这一趋势。革新性的模式和新想法往往在欧洲级的工作组和协会之中产生。
尽管欧洲各国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推动力和形式有所不同，有一个因素却显然是相似的，那就是个人和(或)院系在改革博士生教育方面的责任或多或少地转移到了学校层面。享有盛誉的博士生教育和项目对整个教育机构的声誉和形象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它们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和资金支持，并且，在每一个特定的学科中，它们所扮演的角色都比单纯地服务于知识的扩展来得重要和广泛。我们可以将这作为高等教育政策普遍变化的一个例子，它暗含了两方面的变化。首先，从机构逻辑到系统逻辑的转变，将“大学的理念”(洪堡式的提法)作为背景，从宏观视角关注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配置。其次，从任职者的逻辑转向机构的逻辑，学术工作得到更为紧密的管理和监控，并融人机构全新的法人身份之中。
还有许多的转变与正在发生的改革相关。建立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区的动议日益影响、甚至决定了关于博士生教育和研究训练的国家性议程。
在欧洲，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要实现在知识上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欧洲愿景，高质量的研究训练和商质量研究者的大量供给都是重要的因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博士生教育及研究洲练应该拥有更多的结构，提高其质量和实用性。在确定改革目标和分析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模式时，我们能够发现两股根本性的潮流，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简要提到。
第一股潮流是，博士生教育和研究训练已经不再仅仅被视为好奇心驱使之下对知识无偏见的追求。事实上，新知识的生产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经济因素，它因而成为一件商品，具有更为实用主义的外壳。研究训练和大学必须对此采取机构性战略，政策制定者开始对这样的言论有了兴趣。此外，新知识的生产被认为是如此重要的资源，以至于它不再仅由教授和系所负责，而是成了政策制定的目标，上升到教育机构和全国、甚至国际的层面。
第二股潮流是，在全球最发达的国家，近十至十五年之中，博士生和授予博十学位的数量都出现了相当可观的增长。随着里斯本战略的实行，我们可以预见到再一次的增长。这意味着越来越为数众多的博士学位拥有者将在大学、研究所或科学院之外的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机会。事实上，人们原本期望这一发展能够引发经济的增长和创新。然而，对于这些职业来说，囿于学科界限的研究训练以及所获得的适于学术性教学和研究的技能都被认为是不足的。因此，就算我们不认同知识生产的商品化这一趋势，博士生教育及研究训练的改革都是必须的。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不断强调竞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战略同盟的熏要性，这已经被认为是引起博士生教育和研究训练改革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全球化与知识和信息更快的传播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异致了信息和新知识更快的更新换代，也引起了对新知识生产更多的重视。正在兴起的知识社会或知识经济中，知识生产被商品化，并且成为国家性的战略资源。这些新发展已经开始对大学里知识产出的途径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未来的知识生产者，如何组织教育和训练使之不再仅仅适用于学术职业的自我招募，而是要面向社会和经济中范围更广的职业。
正在兴起的适于知识社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训练的模式在许多方面与传统的模式存在不同。我们不仅看到教育和训练的模式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所增加——尽管它们在趋向更高程度的正式化的过程中存在相似之处，我们也发现，不同的学位本身之间的区别也日益明显，显示出不同的资格认证目标和职业期望。
欧洲大陆博士生教育和训练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到“硕士——学徒模式”的约束，当然，在一定时期内，这一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博士学位项目的理念正在不断传播，并将变得更为重要。以更为系统的方式进行博士生教育，为其提供更多的结构，与此同时致力于录取、选拔和质量评估方面更高的透明度，这些都将为各国的传统和宏伟规划留出足够的空间。这对于硕士和博士之间的联系义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想象，职业学位和研究型学位之问的显著区别将会和“速成博士”的理念一同广泛传播。不过，在短期内，后者仍然将是一种特例，而不会成为常规。
在此提出最后一点想法，作为总结。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存在个共同的问题：博士学位拥有者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他们的教育和训练不能仅由学术界人士来负责。因此，这一资格认证阶段已经成为机构管理和国家甚至国际政策的目标。尽管大多数博士学位候选者们仍然在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之下接受训练，但是，结构、质量、产出和绩效水准却被学科之外的部门严密地监控着，这些部门有着纯学术之外的动机、意图和目标。这是否会最终影响到研究训练本身，仍然有待观察；如果强调用性的功利主义观念强大到能够决定关于质量或优秀的学术概念以及“好奇心驱使下的研究”这一理念，那么我们最终也许会表现得比过去更为拙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