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挽歌

9月15日是中国的中秋节，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部高级投资主管李耀在这天凌晨1点接到来自华尔街的电话，得知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息，“当时我想，资本主义是不是完蛋了？”

这天距离美国人纪念纽约世贸大楼被炸七周年不过3天，另一场灾难又在纽约上演。一年前贝尔斯登倒下的时候，许多人相信那不过是一场流动性不足的短暂危机，而现在，没有人再怀疑，华尔街已经崩溃，建立在华尔街之上的美国金融帝国正摇摇欲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蒙德（Raymond Goldsmith）曾说，你不需要给金融危机下定义，她就像一位美女，站到你面前时，你知道就是她了。雷曼兄弟的倒下和美林证券被收购，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位现身华尔街的美女，她像潘多拉般揭开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背后的全部隐秘，释放出恐惧、绝望、尊严丧失和信念破碎的气息。

“这是一个世纪才会发生一次的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就像七年前的“9.11”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更摧毁了美国人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的信心一样，这

“华尔街9.11”不仅戳破了一个硕大的金融泡沫，更让美国金融业的荣光与傲慢一扫殆尽。

“整个世界都将从此改变，”美国财政部前官员、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对本报说。

统计遇难者

遇难者的名单还在续写中。9月14日被写入名单的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并不是最初，更不是最后的遇难者。这份名单远比“9.11”那一份更长。

既有大名鼎鼎的国际金融巨头们位列其中：雷曼、美林之前有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之后有美国国际集团（AIG）。华尔街五大独立银行，在6个月内消失了3家。

仅剩的高盛与摩根斯坦利也岌岌可危。摩根斯坦利有恐于像雷曼那样孤立无援地倒下，正在疯狂地四处找买家。高盛的股价累积已跌去一半以上，被传可能干脆与摩根斯坦利合并。

还有在这些机构日夜疯狂工作的普通职员们。资深金融评论家彼得（Peter Cohan）说华尔街 “集中了全美、甚至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但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别无选择地离开华尔街另谋生路。李耀说他在那个凌晨接到的电话中得到的消息是，华尔街大约20%的人要失业。

还有更多身在华尔街之外的普通美国人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他们在过去几年间被热情追逐的房地产经销商说服得到次级抵押贷款，买下了房子。转眼间，飙升的油价、物价，和不断缩水的收入、房价，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美国人不得不重拾多年前的习惯，在去超市之前要列好购物单，再不像前几年那样在超市随心所欲的采购。“电视、电台里一天到晚播放着如何让汽车更省油的小窍门”，8月份从美国休假完回到中国工作的格雷（Grey）告诉本报。

美国之外也有无辜的遇难者。英国的北岩银行是最早受到美国次贷影响而濒临破产的欧洲银行，后来被英国政府国有化。整个欧洲受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已步入经济衰退期。欧盟财长阿尔穆尼亚曾十分委屈地说，“欧洲根本没有次级贷款这种业务，却未能幸免于难”。

即便是封闭且崇尚稳妥的中国金融业，也未能完全与华尔街的次贷病毒隔绝。几大国有银行在雷曼破产消息之后陆续披露了所持的雷曼债券数额。华安基金则因为其国际基金配置部分与雷曼的亲密关系而受到牵连，初步损失在6、7亿元人民币。

还有雷曼申请破产当日，拖累全球股市暴跌，市值大幅蒸发。中国本已十分惨淡的A股市场在当日下挫至2000点以下，与全球股民一起遭遇“华尔街9.11”引发的股灾。

寻找有罪者

遇难者遍布全球，那么，谁才是制造这场灾难的有罪者？

是那些收入不高却妄想住大房子的借贷者、还是制造出次级债这种特殊产品的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是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漏洞、还是格林斯潘2001年施行的超低利率？或者，是日渐紧密而自由的全球化市场，让华尔街的冒险家祸害了全世界？

很多人把板子打在了格林斯潘的屁股上。这位被封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央行行长”的美联储前任主席一定没有想到，他会在光荣退休3年之后，被批判要为华尔街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负责。

格林斯潘在2005年初退休前，执掌美联储18年，创下了美国经济近20多年稳定增长的奇迹。尤其是他在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将基准利率减到最低，让美国经济很快从泡沫破灭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很快迎来了一个持续增长与低通胀的完美态势，直到他退休。

但现在，从美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到英国央行前任行长、以及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正是格老当年的低利率为美国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吹大播下了种子。

低利率让银行家们手头宽裕、急于放贷，再加上布什政府以赤字刺激美国人消费的政策，一起推高了美国房地产虚幻的繁荣。许多美国人在这个时期，以超出自己收入承受能力的方式，借贷买了第二套房子或者更大的房子。因此，格林斯潘被认为给这场次贷泡沫提供了最初的温床。

“认为格林斯潘在2001年的低利率催生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人，真是找错了病因，”位于伦敦的Advocacy国际研究中心执行总裁裴迪弗(Ann Pettifor)为格林斯潘辩护，她认为是当时的经济现状决定了格林斯潘的选择，而且美国人应该感谢格林斯潘当时的低利率实际上大大推迟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为美国人和全世界争取到了长达6、7年的一场空前繁荣。

曾任美联储7位董事会成员之一的格莱姆雷(LyleE.Gramley)认为，格林斯潘是有一定责任的，“但只有5%的责任，主要问题不在他。”莱尔现任美国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心资深顾问，上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他说他不认为这场灾难是格林斯潘的过错。

“现在大部分的指责都在说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贪婪，”位于华盛顿的加图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道恩（James A.Dorn）在回复本报的邮件中说。但他个人认为，华尔街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华盛顿制造”（made in Washington），是美国政府作为金融业监管者的管制放松、还有联邦政府赤字、经常账户极度失衡等等，一起催生了这场危机，不应该只把板子打在银行家的屁股上。

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智库Bruegel研究员尼古拉斯（Nicolas Véron）也为华尔街的银行家辩护。“无论如何，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始终是经济进步中最重要的事，这点不应该被否定”。

华尔街的银行家就更为自己找理由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尔街人士对本报表示，那些收入不高，却想要从银行得到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的人，也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贪婪是人的本性，不只是华尔街银行家的本性”。

曾在2003年就撰文称，下一次金融危机将发生在美国而不是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的裴迪弗，怒斥华尔街银行家的这种自我辩护，“他们辩称，自己是经纪商，就好像餐馆老板，食物供应不上导致餐馆倒闭并不是他们的错，”裴迪弗说，事实上，正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自己制造出了奇怪的食物，并热心地卖给全世界。裴迪弗认为那些在美国的贫苦区做好几份工作，只为住上更大房子的人，并没有错，却是这场灾难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被华尔街的银行家所陷害。

不久前刚发行了中文版的一位美国次债抵押业经纪商的自白书《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似乎从一个内部人的角度证明了裴迪弗的观点。“如果说次级贷款有什么艺术可言，那就是无中生有。”作者以自己的从业经历说，“我的销售经理说，次级债产生的过程就是把鸡屎变成鸡肉沙拉”。

但裴迪弗同时也承认，华尔街的银行家并不是唯一的有罪者。美国政府对金融家的纵容和放松管制，对资本流动的毫无限制，让金融家逐渐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力量，他们不仅挟持了美联储的决策，现在又在玩完后，拿枪指着政府的脑袋让政府出钱救他们，否则全世界都遭殃。

盖保德对本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真正的问题在于腐败，那种强化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性问题的腐败。……美国已经演变成一个整个选举程序都以金融集团的财富支持为背景的国家。”

北京大学金融系教授施建淮也认为，美国政府的失职要对这场危机付很大责任，“无论金融家制造出什么产品，政府是有责任来监控产品的质量和金融家的行为的。次级债发放过程中，不要首付、不要任何收入证明就放贷，对这些明显不合理的行为，政府并没有起监管的职责。”

“费解的金融品、迟钝的监管者、神经质的投资者，这就是21世纪第一场金融危机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罗格弗（Kenneth Rogoff）说，在经济的繁荣期，政府管制放松几乎是必然。

监管者与金融家不算合谋也算共犯，这场灾难并没有唯一的有罪者。遇难者中有许多有罪者，遇难者也曾经都是获益者。“过去5年，全世界风平浪静，一片大好，大家都忽略了风险。盛极必衰。”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为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华而诚告诉本报。

而现在，“美国消费引导型的发展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是靠借贷、超前消费来支撑过去几年的繁荣的，美国最大的消费就是所谓的次贷，现在是还帐的时候了。” 和讯信息首席分析师文国庆先生对本报表示。

“我相信会有一些人陆续被送上法庭，但这场危机并没有唯一需要负责的人，”尼古拉斯说。

裴迪弗也认为，“现在你去追究这些金融机构的失当行为，就等于是让正在做干细胞移植的病人裸体走向飓风中，”现在还不是跟这些金融巨头算账的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能力，华尔街下一步的命运全看华盛顿的作为了。

重整旧山河

美国财长鲍尔森在做出接管两房的决定后对记者说，“我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遇到失眠的问题。……政府干预不是我所信奉的做法，但它总好过别无选择。”他说，自己眼下要实现三个紧迫目标：保持稳定性、提供流动性、保护纳税人。

几天后，对于雷曼的破产，鲍尔森说：“我们一点都没有考虑过要拿纳税人的钱救它。”而仅仅24个小时之后，85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就被用来拯救另一家濒危的巨头——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自去年8月贝尔斯登传出危机以来，美联储也陆续多次为市场提供资金注入流动性。

美国一位财经评论员写道，“我去打了场网球回来，他们就花了我们850亿美元！明天我还要不要去打高尔夫球了呢？……是谁说过的再也不救了？”

华盛顿为收拾华尔街的烂摊子已经焦头烂额，一方面是金融巨头背靠整个动荡的金融市场的援助请求，一方面是共和党议员与纳税人愤怒的质询。“我真希望格林斯潘的话是真的，他说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我可不想总遇到这种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说。

美国政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采取的非常社会主义的做法，激起了众多争议，反对者与支持者几乎一样多。

“他们早干嘛去了呢？经济学家批评两房批评了许多年了，政府偏要等到一切都不可收拾时又出来拿纳税人的钱救他们，”位于华盛顿的Amadan国际研究所的执行总裁弗雷哈迪（Patrick Flaherty）对本报说，“没人知道他们现在做的这一切对不对，会不会遗留后患，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曾在美联储工作过多年的莱尔则对本报表示，“财政部和美联储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体系性风险比道德风险更可怕。”

“市场调整会非常残酷，任由其调整，代价会非常大，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震荡，很多年恢复不过来”，华而诚认为，“美国政府出资救市也只能减少市场下跌的惨烈程度，但这场危机的冲击波全球都挡不住”。

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表达了对美国政府救市的认可。中国央行行长也在两房被美国政府托管后盛赞鲍尔森此举。

裴迪弗则认为，救助受困的金融机构是必要的不得已的，但同时，现在恰是美国政府重新回忆起凯恩斯教诲的时候了，“凯恩斯早就说过，金融是仆人！是给经济服务的，它需要被管住，它不是老大。”裴迪弗认为这场危机终于爆发的好处之一，就是让这些金融家们重新循规蹈矩。

Terra Firma的高级顾问代特尔（Dag Detter）也告诉本报，每一次重大的泡沫破裂都会带来改良或引起剧烈的变革，“资本市场永远在自我调整，其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没有完美的金融模式，只有最适合当前市场环境的模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扩张—繁荣—泡沫破裂—衰退—扩张。”

这或许是泡沫好的一面。华尔街将在未来几年衰退萧条的景象中开始美国金融业健康肌体和信用体系的缓慢重建。而对世界而言，这也是一次重绘资本版图的新开始。

谁是新帝国

“你是对的，我相信这次危机之后资本将更多流向亚洲市场。”加图研究所的道恩告诉本报，“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管制将变得非常严格。这对亚洲市场而言是发展金融机构和创新的好机会，但前提是对产权的保护和低税收。”

但是，“我不认为亚洲哪怕有一丁点机会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领导者，——至少几十年内不会有机会，”盖保德曾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是位中国问题专家，他说，“亚洲的金融业仍然十分虚弱。”

盖保德同时建议，中国应该从华尔街金融泡沫破灭的惨痛中学习两点教训：“不要让金融体系自由化的速度过快；要保护和扶持独立的金融部门。这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时间，但值得。”

即便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也不认为，美国金融帝国的坍塌意味着金融帝国中心的移动。

“当你知道华尔街运行的严谨以及复杂程度之后，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美国不会轻易把金融帝国这地位让出来，而且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在短期内取代它，这是毫无疑问的。”李耀对本报说，“美国金融老大哥的地位会总是存在的，未来二三十年会是这样。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因素，有文化的因素，有历史因素，有制度因素，有市场参与者的因素，有人才的因素，有基础设施的因素，不是一朝之功。”

布鲁塞尔的尼古拉斯也不看好亚洲市场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金融中心，“是的，这世界变化很快；是的，全球失衡的状况将开始剧烈的调整；是的，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会加速这一过程。我想，如果凯恩斯在世，面对当今世界，一定不会做出和当年同样的选择”尼古拉斯对本报说，“金融中心将永远在那些鼓励金融创新和资本开放流动的地方。”

中国本土经济学们则更多建议，中国应借华尔街泡沫破灭、全球经济从失衡向平衡调整的机会，也调整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构与模式，“从过热到持续发展的调整，这时候如果在政策上因势利导，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华而诚说，“这个机会正是把中国经济从不健康变成健康的机会。中国的政策要对症下药，就能从危机中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