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与经济增长 中国通向再平衡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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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一场更全面、更开放、更市场化的改革扑面而来，行政改革、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或成为重点改革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有利有弊，政府明确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是7%，“如何实现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将考验决策层的政治智慧。 2014年是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元年。尽管政府下了大决心推动改革，但不会一帆风顺，决策者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实现改革与增长之间的平衡。 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议程，大部分任务计划于2020年前完成。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元年，2014年的行动尤为重要。但是，改革可能不会过于激进，而且还需认真研究推进改革的先后顺序，以控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毕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虽然从长远来看，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并且提高增长质量，但对短期增长将带来不利影响。遏制政府支出规模，削减部分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以及去杠杆等改革内容将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带来较明显的下拉作用。而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对短期的影响较为中性，例如资源价格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等。相形之下，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和鼓励民间投资等改革可能将迅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笔者看来，行政改革、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可能将成为2014年的重点改革领域，因为这几项改革在整体改革方案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短期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或者会带来正面影响），而且这些措施在内部已获得广泛的支持，有关政策纲领较为清晰。 行政改革的目的是取消行政审批，或向地方政府下放审批权，最终目标是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法无禁止即可为），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将在第一个任期内取消或下放1/3的行政审批项目。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去年已经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措施，2014年将会有进一步的举措。 金融改革也获得了市场普遍的支持，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金融产品和价格的市场化，包括利率市场化，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的建立，汇率定价机制改革，开放资本账户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二个方面是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支持，包括民营银行的批准建立、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机构破产制度、进一步放宽非银行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格局的变化完善监督和管理框架，例如有关加强对影子银行活动的监管制度、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以及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 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财政改革的重点将包含三个领域。第一，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责任关系，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第二是税制改革，包括扩大增值税改革在服务业的试点范围（例如交通运输和邮政服务业），以实现降低税负的目的，还会引入新税种（例如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和扩大房产税的试点范围）。第三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包括化解短期的期限错配问题，以及强化地方政府财政纪律。 以上领域的部分改革在短期内难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但政府明确表示了经济增长的底线是7%。政府之所以强调稳增长的重要性，是因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可能会引发许多经济问题，例如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金融风险尤其要注意。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体系逐渐积累了大量不平衡问题，2014年有可能进一步积累。自2008年以来，信贷增速大幅超过名义GDP增速，社会债务总规模占GDP的比率从2008年的145%升至2013年的200%以上。债务杠杆的快速增长令人担忧，而且企业债务（截至2012年年底占GDP的124%）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名义GDP增长率下降、实际利率较高且影子银行体系透明度较低、其相关金融产品变得更加复杂的情况下，监管机构需要采取有力举措防范金融风险。 如果这些风险能够得到控制，预计2014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整体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7%、3.6%和0.1%，2014年上半年的平均同比增速为7.8%，下半年同比增速为7.2%，全年经济增速将从2013年的7.7%放缓至7.4%。 强调稳增长不意味着改革减速或停滞，关键在于这些改革是否能够迅速形成新的增长点，从而为结构性改革的难点（如产能过剩和高杠杆）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改革的必要性变得更加紧迫，政府需平衡好增长和改革议程的推进。在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最大的风险是缺乏改革的危机意识，或改革仍然停留在只说不做。 （朱海斌/作者：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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