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古巴圣地亚哥举行活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年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出现，他应该会记得，1959年的哈瓦那革命广场上切·格瓦拉爽朗的笑声。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名字成为年轻自由的灵魂追捧的对象。

1959年，在地球另一端，美丽的芭比娃娃诞生了，她是女孩成长途中的伴侣，20世纪物质生活的柔软代表。50年以来，格瓦拉和芭比娃娃，两个性别、性质都对立的形象，成为全球消费文化中最流行的两个符号。

消费文化的流行符号

一部由斯蒂文·索德博格导演的片长4小时的史诗电影以格瓦拉作为主角，电影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切·格瓦拉：阿根廷》为配合古巴革命的周年纪念定在1月1日正式发行，故事讲述了格瓦拉作为卡斯特罗的副指挥，在阿根廷进行共产主义武装斗争的故事。

这部电影无疑将会掀起又一股格瓦拉的风潮，40年来，他的肖像早已风靡全球，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T恤、海报、马克杯上。巴西超模吉赛尔·邦辰几年前穿过一件“切”比基尼，英国名模伊丽莎白·赫莉则拥有一款绣着格瓦拉肖像的路易·威登手提包，琳赛·罗翰则在迪斯尼电影《高校天后》中穿着一件格瓦拉的T恤。

一个42年前去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成为了炫耀性消费的典范，性感女郎钟爱的符号。然而，罗翰、赫莉、邦辰，以及在墙上贴格瓦拉海报的学生对于这个鼻孔微张、长发蓬乱、贝雷帽上有颗星星、双眼饱含激情的男人又了解多少。

我们始终迷恋那个时代

格瓦拉遇上了一个好时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史学家大卫·克罗利声称。“直到1960年代，革命形象在西方社会还不怎么起眼，”他说，“但古巴革命好像是一支兴奋剂。格瓦拉的形象的出现正赶上了这股热潮，对西方的激进人士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没有人会把勃列日涅夫的形象放在自己的T恤上——但格瓦拉与众不同。格瓦拉已经风靡全球，但是有多少把他胡子拉碴的形象放在胸口的人可以被真正地称作“激进”？在某些程度上，过去的50年对格瓦拉的偶像崇拜发展成了一种时尚。“我想那和我们对1960年代的神化有关。”克罗利解释说，“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对于那个时代的迷恋。”

格瓦拉的形象也反映了共产主义美学在西方社会的流行。河内的黄星T恤，莫斯科的宣传画，北京的毛泽东像，所有这一切都被穿在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大街上。这种潮流可以追溯到1920年俄国的构成主义运动，这是贯穿了艺术、设计和建筑的运动。“某些形象反映了在某一时刻人们憧憬未来的状态。”克罗利说，“如今的日子很难再提出当初的宣言，正是如此，使得这样的形象显得更为具有乌托邦色彩，也更吸引人。”

格瓦拉：什么的标志

爱尔兰艺术家吉姆·菲茨帕特里克是广泛流传格瓦拉肖像的始作俑者之一。这个65岁的画家在1960年代早期曾见过格瓦拉，当时格瓦拉在去往莫斯科的旅途中到爱尔兰作了短暂停留，以探访自己的凯尔特祖先。菲茨帕特里克回忆道：“他非常有魅力。”

后来，菲茨帕特里克被一张刊登在德国杂志上的格瓦拉照片吸引了。这张照片由卡斯特罗的摄影师艾伯多·柯尔达拍摄于1960年的一次纪念仪式上，此后很长时间一直挂在摄影家的墙上鲜有人注意，直到一位意大利出版商将之发表出来，革命家回到玻利维亚后领导了最后失败的革命，随后于1967年被处死。

菲茨帕特里克觉得，如果这个形象做成海报会有更大的感染力，他着手创作了照片第一幅红、白、黑的复制品。“这是我对于‘切’被无情谋杀的抗议。”菲茨帕特里克说，“我觉得他被谋杀了并且会被遗忘。但他是一个英雄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想法，他不能被忘记。”

菲茨帕特里克使得格瓦拉被如此地长久怀念，然而他从未从大量复制的格瓦拉形象中获利。柯尔达也从未追究照片的版权，直到2000年Smirnoff在伏特加广告中使用了他的照片，才提出诉讼。如今这两位都在尝试着申请他们作品的版权，如果申请成功，巨额版税将会捐给哈瓦那儿童医院。

革命的批评者坚持认为格瓦拉是一个“冷血的杀戮机器”(引用自格瓦拉本人所写的《致三大陆的信》)。“你可以将之称为赦免肖像因为这将他生活的阴暗面一笔勾销了。”克罗利说，“当人们将一张海报贴在墙上，他们不会想到他签署过多少死亡执行书。”

关于格瓦拉的纪念风潮引来评论界关注的同时也将招致T恤的大卖。那些做格瓦拉生意的人可以期待随着索德伯格电影的发行，他们再次收获一轮丰盛的利润。当美国记者丽莎·霍华德在1964年格瓦拉访问纽约时问他：“作为一个标志感觉怎样？”他的回答是另一个问题：“什么的标志？”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期待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