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所文化
会所，会人之所，所聚之人必有共同的志趣与追求，所会之地，必有高端的品位与格调。如果说会馆是中国本土文化，那么会所的概念则是完完全全的舶来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精英群体的壮大，在当下的中国，它俨然形成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和品位，甚至为某种人群提供了适于他们的栖息地。从营销学的角度来讲，“会所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圈层营销，在会员看来，除了奢华的享受之外，会所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拥有一个高端的会员团体，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交际圈，成为许多重大交易完成、投资机会获取的高级文化平台。
会馆
谈会所，必须得谈谈中国古代的会馆，因为相同的“会”字包含了某些方面所具备的相同的条件与功能。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为，所以这些会馆也叫“试馆”。 另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到了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科举制度被废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学生，继续使用会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击排挤政敌；协调工商业务、应对同行竞争；联络同乡感情、抒怀政治见解。当然也有暂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时的乡亲和故人，来此或集会、或宴请、或祭祀乡贤、或照顾乡民、或联络乡谊。总之会馆的使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同乡会”和“行业工会”性质的场所了。此时的会馆还没有发生根本意义上的变化。对这个时候会馆的定义，简言之，就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辞海》）
湖广会馆
旧时会馆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所以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足迹。以著名的湖广会馆为例，它是湖南、湖北两省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馆，但同时也成为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先生北上来到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天下午，孙中山先生还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此后又四次来到湖广会馆参加学界和党部集会。此外，湖广会馆还留下了纪晓岚、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毛泽东及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的足迹。现在的湖广会馆则紧跟时代步伐，建立了“戏楼、茶楼、酒楼、博物馆”三楼一馆的经营模式，其中大戏楼则于1996年5月8日正式对外开放。湖广会馆在完善会馆硬件设施的同时，在工作流程和服务方面也在不断的提高，逐步达到了国际水平会馆，为顾客提供国际化的服务。
旧时北京的会馆多达数百所，湖广会馆则是按原有格局修复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所会馆。1912年5月，鲁迅先生来京后，即住进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在这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许多不朽之作。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后曾居住于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在会馆的戏楼里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如今，这些会馆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现代会所（俱乐部）
如果说中国的会馆还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封建性团体的话，那么现代会所或者俱乐部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自由的社会精英人士平等的聚会场所。它也成了具有某种相同兴趣的人进行社会交际、文化娱乐等活动的团体和场所。从“同乡”“行业帮会”到“相同兴趣的人士”“平等交流”，这本身反映了特定人群聚居之所功能上和文化涵义上的变化。
古时的会馆之所以是为“熟人”而立，是因为中国人自古讲究“内外有别”、“亲疏有别”，没有“熟人”办任何事情心里都不踏实，生意伙伴也只有变成熟人之后才更放心。可以想象，刚刚离开乡土、脱离宗族的乡村人到了都市里面对茫茫人海难免不知所措，但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和人打交道，为了安全、可靠，最捷径的方法就是“找老乡”。因为老乡单靠语音就可识别，很容易找到相识、相知、相互接受和认可的话题，不消几日，就可以寻找到有乡土情维系的同乡人，不久就可以成为“熟人”。其后，“熟人”介绍“熟人”，滚雪球一般，同乡人的圈子越来越大，支支脉脉的关系越来越多，这么多的人互相之间见面、说话、相互之间拜托办事、商量一些具有事关大家共同利益的问题，总应该有个固定场所才好。这种内在的需求正是会馆在都市中按地域分别兴建的文化基础，也是最原始的思想初衷。
现代会所（俱乐部）则不受同乡情和行业圈的限制，凡有一定经济基础，有一定的物质文化追求而又有社交需求的人士都可以进入会所（俱乐部），当然有些高档会所的“入会”标准会很高。
受西方俱乐部的影响，现代中国式的会所（俱乐部）大多是集商务、洗浴、餐饮、客房、棋牌、娱乐、健身、购物等功能于一体，在硬件设施、装修档次和服务水平上都极具现代化的休闲场所。有特色的具有中国文化风情的会所相对较少。伴随如今国学热的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会所（俱乐部）亦应因时而变，在满足特定人群物质文化消费的同时，更应追求其精神世界的满足和精神层次的提升，而且中华文化有这种魅力和实力去提升会所（俱乐部）品味，去吸引财富自由的文化人士在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优雅环境中社交、休闲，这恐怕是现代会所（俱乐部）要重新定位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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