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26日电 香港《大公报》日前刊文《从美智库入手谋大局》说，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崛起，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判断不出现太大的偏差，这样西方智库在其中所扮演的提供决策的角色就显得相当重要。中国未来要想对西方智库施加影响，就须将相互交流机制化，并且在其组织运作中加入中国因素或者中国条款。

 

 

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崛起，未来一年国民生产总值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此时，中国不但需要在对外决策当中不出现问题，更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判断不出现太大的偏差，这样西方国家的智库在其中所扮演的提供决策的角色就显得相当重要。

 

西方智库历史都相当的长，其中在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都相当的隐蔽。中国方面未来要想对西方智库施加影响，就须将相互交流机制化，并且在其组织运作中加入中国因素或者中国条款。由于中国的媒体人尤其是自由撰稿人的自由度比较大一些，不具有官方身份，可以加大中国媒体人和西方智库的交流广度。

 

 

智库即智囊机构，最初也称“思想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

 

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智库首先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中国影响国外的智库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借助智库已经有的渠道来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和培育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其次，提供信息使这些智库对中国做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决策。

 

对于第一点，如果只是展开广泛的交往将会收效甚微，因为智库的本质就在于全方位收集信息，假设国外智库全面采信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那也只是信息的一部分。

 

远在1945年前，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争取国际援助中国抗战，在美国组建了不同的游说团体。这些游说团体不但对美国政府游说而且还在民间进行大量的演讲，这些演讲人员来自官员、教授、政府认可的民间志愿团体等，官员也可以是有能力但暂时又无法安排更高职位的人员。

 

西方国家在三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高度的职业分工化，尽管民众受媒体的影响非常大，但如果有其它的信息来源，并且形成规模，西方民众还是愿意接受。但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来源必须是不间断的。这样就要有很多志工形式的演讲、活动不断出现在西方社会，因为西方社会生活成本高昂。

 

智库主要服务于政府、立法部门、寡头、精英、非政府组织，系统不一样，发表的观点也非常不同。其中这几种类型智库间的协调也是台面上看不到的，比如亲政府部门的智库和寡头的智库的资金、项目比较多时，就会向立法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倾斜。其中的金钱来往在一般的信息上很难发现，因为智库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来自企业的投资，基本上对于企业来讲这些开支是免税的。

 

亲政府的智库比较容易接触。亲寡头的智库在很大程度上执行西方寡头的意志，这些寡头希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在一些制造产业的基础上，使用金融杠杆将利润无限扩大，并且利用智库的影响，让其它国家签署有利于寡头的国际协议。

 

亲立法部门的智库希望能够不但影响美国的政府，而且还可以将美国立法的精神向世界其它国家传播。这样就会发现，美国很多的议员出现在美国力量涉及的冲突地区。由于立法部门有审批预算的权力，在发生冲突地区，透过此，官员可以增加预算。

 

亲精英的智库比较偏重于对于人权的理解，这样比较多元化的精英阶层的意见才会在社会、国家等大范围扩散。这一类的智库主要存在于大学的研究所里。

 

美国智库本身的多样性和对于政府的全面影响力，决定了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无法使用单一力量来应对未来国际复杂的局面，从美国智库的决策结构入手，才能够解决问题。(吴非、胡逢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