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万县级要害岗位官员进京跨级直训
我党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长、县国土局长……培训是我党管理干部的惯用方式，但这次规模罕有的培训大潮，一个巨大不同是“跨级直训”，多个县级要害岗位的官员直接进京受训。
5月30日，3000多名县级公安局长的大规模集训结束，最后一批学员离京，而6月之后，更大规模的培训如潮涌入北京：
最高检察院培训的3500多名县级检察长班已经进行到第6期，司法部首次监狱长班刚刚开班，上千名县级法院院长正准备入京培训，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中的第三批，也将到北京培训中心培训，在国土资源部，县国土局长们已进入培训中心，首期200名乡镇国土所长们也将第一次进京。
而早于去年11月结束的，是2000多县委书记的培训。
一轮规模空前的干部培训高潮，已经到来。
在各省，培训的层次甚至到达村支书一级。去冬今春的农闲时间，全国60多万村支书大部分已完成了轮训。乡镇一级的官员，亦在轮训范围内。
短短数月之内，培训大潮涉及百万官员。
培训是我党管理干部的惯用方式，但这次的一个巨大不同，是“跨级直训”，多个县级要害岗位的官员直接进京受训。
“怎样做县委书记”，甚至“怎么当村支书”，中组部都专门发文给出具体答案。直训不仅令中南海的意图更准确有效地传达，亦为最高层提供了一次基层形势的全面摸底。
在中国五级行政架构中处于第四级的“县”，由于乡镇未有全面的治理职能，实际上是一切政策的终端，重要性日益凸显，甚至有评论称，中国政治，当看“县政”。
此外，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不论是哪个系统的直训，“维稳”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严训“执政骨干”
对很多县委书记来说，已不是第一次走进五大国家级干校——包括北京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京外的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安干部学院。
最近这次培训的课程基本都跟农村有关。而一门叫“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处理”的课，则令许多学员感到意外。据在场学员说，主讲人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他认为，县委书记在突发性事件当中要亲临第一线，现场指挥。去年“瓮安事件”不久，全国的县委书记们被要求出门“大接访”。
参与培训的一位人士称，中央确实担忧县委书记们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去年频发突发群体性事件，加之雪灾、地震等因素，“通常在历史上，比较大的困难出现时，要集中学习。”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这是“应时”、“应需”之举。
县委书记此次专题培训每期7天，主题鲜明，突出效率和实效，而常规的县委书记班可长达几个月之久，且内容面面俱到。
更重要的还在于最高层与基层的直接互动，各班各组均有讨论或交流会，他们的发言均被详细整理上报中组部，直至中央领导人案头——这必须在当天内完成。“中央领导问农民想要什么，需要中央解决什么等实际问题，李源潮部长问我们干部又在想些什么。”在中央党校受训的福建省永安市委书记江兴禄说。
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要求记录员必须原汁原味，不允许只记录要点，“重点选择那些有价值的新认识、新思考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特别是要把学员们那些鲜活的、中肯的话记下来、挑出来、编进简报”。
一些话题非常尖锐，比如有县委书记质疑“阳光津贴”政策并建议中央终止这种做法，“因为这个津贴是哪个地方有钱哪个地方发”，实际上加大了不同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
有的议题甚至涉及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比如有县委书记提出，虽然他赞同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中央应降低地方财政上缴的比例。自1994年“分税制”之后，“钱集中在中央的口袋里”，而经过省市两级财政的两度集中后，县财政非常微薄，对于县级责任的强调，实际上让“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矛盾更加突出。“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小，要干的事越来越多，财力又不足，怎么干？”他对整天“跑部”感到厌倦，却又无可奈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也参加“辅助工作”：组织学员讨论，汇总各类观点。这位长期关注“省管县”话题的学者说，在他参加的班组中，学员强烈希望对县域经济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并建议中央加大省管县的决心和力度。
就在国家行政学院门口，山西省垣曲县委书记高峰恐怕没想到，自己会在培训期间出演一场活生生的负面教案。在赴京之前，他还对自己下属强调作风问题，自己却在培训期间外出饮酒，而且“借酒撒疯，不听劝阻，打骂多人”，被中组部通报，后被撤职。法制日报报道说，此前，有署名行政学院教员的帖子，引述一些老教授的话说：“这哪是县委书记，是个十足的酒鬼、色鬼、流氓！”报道援引帖子称，“这位县委书记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县委书记培训班期间，不仅酗酒闹事，而且殴打保卫干部，甚至侮辱调戏楼层女服务员，口吐狂言，动作下流，震惊全院。”
基层纪委逆势扩编
与县委书记培训班相似，县纪委书记的培训中，也把农村基层放在首位。这是中纪委恢复31年来，首次大规模培训县纪委书记，他们被分成三批，第一期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纪委监察部北京培训中心同步举办。
在纪委书记班开班的半个月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一封信中提到，“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新情况新问题”包括，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主要集中在科级干部这一层面上，他们的腐败往往直接危害基层民众利益，影响恶劣程度不亚于高级官员。
接近中纪委的人士称，培训班最被广为讨论的，是不久前中纪委、中组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除了经费与配备保障外，县级纪委扩编，特别是纪委书记在县常委中排位前移，被认为是提高基层纪委监督职能的实在举措。
本月，中纪委的电视电话会拟举行，解决扩编的编制和经费问题，并提出具体时间表。据透露，中纪委已经同财政、人事等部门会商一致。
这位人士说，在经济危机和压缩机关经费的情况下，县级纪委大幅扩编，反映中央对基层反腐的重视。
在县纪委书记培训的各种座谈和讨论中，尖锐问题颇多，都被如实记录在简报中。比如，县纪委书记与县委书记最重要的关联在于，两者之间在制度上的制衡关系，纪委在党委领导下，同时要监督同级和下级干部，因而有人提出：县纪委书记如何能监督县委书记？有的县纪委书记则抱怨，不查不行，查了又得罪人，党内的各种投票测评，纪委书记经常吃亏。
上述人士还说，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与学员座谈时，有人讲基层的工作特点，贺国强表示，他主要是来听取意见而非表态，这使得后面发言的学员都“直言不讳”。
而上述的两个新文件，被认为是中央给基层纪委“撑腰”。但还有人提出，能否落实到位，单靠县级纪检监察机关是不够的，还有赖于上级或同级党委的支持。
政法总动员
政法系统内的公、检、法、司，则是全面培训。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已经轮训完毕；一年左右时间，全国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将被轮训一遍；两年内，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将完成培训。司法部则提出在今年内，累计65天，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干部共2080人进行集训。
公安部门集训率先在2月中旬启动。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称，这在公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