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社会新态势与社会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不仅是要保一方平安，也不仅仅是涉及维护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起一种高效、快捷、低成本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适应新态势，随发展的阶段性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社会变迁和转型也出现一系列新态势，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重大转折时期的特征，这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机遇。

    城镇化发展的新态势。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还没有结束，同时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的阶段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却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城镇郊区化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的发展空间。虽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解决城镇化问题，但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这种新态势也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提出新问题，在城乡户籍分割的情况下，既要做好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管理工作，也要做好城市人走入乡村休闲和经营的管理工作。

    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新态势。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失业率调查，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是从未有过的，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时候，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却很担心春节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回来，这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周期变动中没有发生过。这主要是三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第二个因素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而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理论上测算的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原因，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就业政策选择必须高度关注这一新的变化趋势，适应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的新态势，加大劳动力的培训，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作为效率提高的新增长点，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就业关乎民生，在当前就业严峻局面缓解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需要下大力气促就业、促创业，特别是做好大学生就业、产能压缩消化企业的职工安置、困难中小企业的职工再就业工作。社会治理工作仍然需要把帮助失业、待业人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好。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不断提高，劳动关系争议事件上升，要进一步疏通社会调解和依法治理的渠道。

    收入分配变化的新态势。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促进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4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这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大规模减贫取得明显成效。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有中国和巴西出现了转折。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但目前我国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仍然过大，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也成为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治理。

    职业结构变动的新态势。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而到2016年有可能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中。或者说，我国或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即所谓“白领时代”，即在全部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占到多数。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倍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个多样性、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治理将面临新的局面。

    居民生活消费的新态势。新世纪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连续十几年都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虽然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但以多样性、个性化为特征的大众消费方兴未艾，特别是通讯、休闲、旅游、养老、家政、医疗、教育、健身、网购等新型大众消费快速发展。大众消费时代也日益产生“消费主义”偏向，“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社会浮夸之风盛行，一旦出现经济紧缩，极易产生社会满意度下降和相对剥夺感，这是在社会治理中值得警惕的问题。

    老龄化的新态势。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已超过2亿人，占总人口的14.9%。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全球性难题，而我国将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现在每天有2.5万人进入老年。我国老龄化的特点是，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速度快，年轻人向城市集中，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我国老龄化给养老提出新问题，在家庭结构迅速小型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的传统机制受到威胁，社会养老安全网的建设更加重要。规模化的集中养老毕竟是少数，居家分散养老仍将是普遍形式，社区老年人的餐饮、医护、照料、紧急呼求等社会服务亟须发展。这些都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
    从社会变迁和转型的这些新态势看，我国还有很大的结构变动弹性和发展空间，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和社会变迁新态势，创新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促进我国在未来20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作者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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