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万县级要害岗位官员进京跨级直训

中国百万县级要害岗位官员进京跨级直训
    
    

我党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长、县国土局长……培训是我党管理干部的惯用方式，但这次规模罕有的培训大潮，一个巨大不同是“跨级直训”，多个县级要害岗位的官员直接进京受训。
    
     　　5月30日，3000多名县级公安局长的大规模集训结束，最后一批学员离京，而6月之后，更大规模的培训如潮涌入北京：
    
     　　最高检察院培训的3500多名县级检察长班已经进行到第6期，司法部首次监狱长班刚刚开班，上千名县级法院院长正准备入京培训，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中的第三批，也将到北京培训中心培训，在国土资源部，县国土局长们已进入培训中心，首期200名乡镇国土所长们也将第一次进京。
    
     　　而早于去年11月结束的，是2000多县委书记的培训。
    
     　　一轮规模空前的干部培训高潮，已经到来。
    
     　　在各省，培训的层次甚至到达村支书一级。去冬今春的农闲时间，全国60多万村支书大部分已完成了轮训。乡镇一级的官员，亦在轮训范围内。
    
     　　短短数月之内，培训大潮涉及百万官员。
    
     　　培训是我党管理干部的惯用方式，但这次的一个巨大不同，是“跨级直训”，多个县级要害岗位的官员直接进京受训。
    
     　　“怎样做县委书记”，甚至“怎么当村支书”，中组部都专门发文给出具体答案。直训不仅令中南海的意图更准确有效地传达，亦为最高层提供了一次基层形势的全面摸底。
    
     　　在中国五级行政架构中处于第四级的“县”，由于乡镇未有全面的治理职能，实际上是一切政策的终端，重要性日益凸显，甚至有评论称，中国政治，当看“县政”。
    
     　　此外，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不论是哪个系统的直训，“维稳”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严训“执政骨干”
    
     　　对很多县委书记来说，已不是第一次走进五大国家级干校——包括北京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京外的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安干部学院。
    
     　　最近这次培训的课程基本都跟农村有关。而一门叫“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处理”的课，则令许多学员感到意外。据在场学员说，主讲人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他认为，县委书记在突发性事件当中要亲临第一线，现场指挥。去年“瓮安事件”不久，全国的县委书记们被要求出门“大接访”。
    
     　　参与培训的一位人士称，中央确实担忧县委书记们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去年频发突发群体性事件，加之雪灾、地震等因素，“通常在历史上，比较大的困难出现时，要集中学习。”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这是“应时”、“应需”之举。
    
     　　县委书记此次专题培训每期7天，主题鲜明，突出效率和实效，而常规的县委书记班可长达几个月之久，且内容面面俱到。
    
     　　更重要的还在于最高层与基层的直接互动，各班各组均有讨论或交流会，他们的发言均被详细整理上报中组部，直至中央领导人案头——这必须在当天内完成。“中央领导问农民想要什么，需要中央解决什么等实际问题，李源潮部长问我们干部又在想些什么。”在中央党校受训的福建省永安市委书记江兴禄说。
    
     　　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要求记录员必须原汁原味，不允许只记录要点，“重点选择那些有价值的新认识、新思考和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特别是要把学员们那些鲜活的、中肯的话记下来、挑出来、编进简报”。
    
     　　一些话题非常尖锐，比如有县委书记质疑“阳光津贴”政策并建议中央终止这种做法，“因为这个津贴是哪个地方有钱哪个地方发”，实际上加大了不同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
    
     　　有的议题甚至涉及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比如有县委书记提出，虽然他赞同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中央应降低地方财政上缴的比例。自1994年“分税制”之后，“钱集中在中央的口袋里”，而经过省市两级财政的两度集中后，县财政非常微薄，对于县级责任的强调，实际上让“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矛盾更加突出。“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小，要干的事越来越多，财力又不足，怎么干？”他对整天“跑部”感到厌倦，却又无可奈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也参加“辅助工作”：组织学员讨论，汇总各类观点。这位长期关注“省管县”话题的学者说，在他参加的班组中，学员强烈希望对县域经济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并建议中央加大省管县的决心和力度。
    
     　　就在国家行政学院门口，山西省垣曲县委书记高峰恐怕没想到，自己会在培训期间出演一场活生生的负面教案。在赴京之前，他还对自己下属强调作风问题，自己却在培训期间外出饮酒，而且“借酒撒疯，不听劝阻，打骂多人”，被中组部通报，后被撤职。法制日报报道说，此前，有署名行政学院教员的帖子，引述一些老教授的话说：“这哪是县委书记，是个十足的酒鬼、色鬼、流氓！”报道援引帖子称，“这位县委书记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县委书记培训班期间，不仅酗酒闹事，而且殴打保卫干部，甚至侮辱调戏楼层女服务员，口吐狂言，动作下流，震惊全院。”
    
     　　基层纪委逆势扩编
    
     　　与县委书记培训班相似，县纪委书记的培训中，也把农村基层放在首位。这是中纪委恢复31年来，首次大规模培训县纪委书记，他们被分成三批，第一期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纪委监察部北京培训中心同步举办。
    
     　　在纪委书记班开班的半个月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一封信中提到，“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新情况新问题”包括，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主要集中在科级干部这一层面上，他们的腐败往往直接危害基层民众利益，影响恶劣程度不亚于高级官员。
    
     　　接近中纪委的人士称，培训班最被广为讨论的，是不久前中纪委、中组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除了经费与配备保障外，县级纪委扩编，特别是纪委书记在县常委中排位前移，被认为是提高基层纪委监督职能的实在举措。
    
     　　本月，中纪委的电视电话会拟举行，解决扩编的编制和经费问题，并提出具体时间表。据透露，中纪委已经同财政、人事等部门会商一致。
    
     　　这位人士说，在经济危机和压缩机关经费的情况下，县级纪委大幅扩编，反映中央对基层反腐的重视。
    
     　　在县纪委书记培训的各种座谈和讨论中，尖锐问题颇多，都被如实记录在简报中。比如，县纪委书记与县委书记最重要的关联在于，两者之间在制度上的制衡关系，纪委在党委领导下，同时要监督同级和下级干部，因而有人提出：县纪委书记如何能监督县委书记？有的县纪委书记则抱怨，不查不行，查了又得罪人，党内的各种投票测评，纪委书记经常吃亏。
    
     　　上述人士还说，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与学员座谈时，有人讲基层的工作特点，贺国强表示，他主要是来听取意见而非表态，这使得后面发言的学员都“直言不讳”。
    
     　　而上述的两个新文件，被认为是中央给基层纪委“撑腰”。但还有人提出，能否落实到位，单靠县级纪检监察机关是不够的，还有赖于上级或同级党委的支持。
    
     　　政法总动员
    
     　　政法系统内的公、检、法、司，则是全面培训。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已经轮训完毕；一年左右时间，全国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将被轮训一遍；两年内，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将完成培训。司法部则提出在今年内，累计65天，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干部共2080人进行集训。
    
     　　公安部门集训率先在2月中旬启动。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称，这在公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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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习型政党

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年初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之所以直训县局局长，是因为他们“最基层的实践指挥者”，直面各种矛盾。           　　更别开生面的安排是，群体性事件如何处理由地方有经验的官员主讲，贵州省公安厅长谈“瓮安事件”，辽宁省公安厅长谈“蚁力神事件”，安徽省公安厅长谈“合肥家乐福事件”。           　　与公安局长培训班同月启动的检察长班，则显得学术味道更浓厚；培训内容甚至还涉及了最前沿的司法改革内容。参加第五期培训的江苏省响水县检察院童加舟，终于在课上见到他景仰的法学界泰斗陈光中和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但他表示，学者的理论辅导还需要吸收转化，才能运用到司法实践中。           　　对于检察机关而言，除了人们印象中的反贪外，其在中国的司法架构中，扮演“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这亦是宪法赋予的责任，其最主要的职能是监督侦查机关(公安)和审判机关(法院)，以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检察日报发表评论说，对基层检察长进行轮训，是提升基层法律监督能力这个大“战役”的“中心突破”战术。第二期开班典礼，常务副检察长张耕的讲话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脱稿演讲，主要谈法律监督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最高检一位官员表示，曹建明检察长任内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强化法律监督”。今年在云南某看守所在押青年身亡的“躲猫猫”发生不久，最高检即派人到当地领导和督办，检察机关的主动介入受到学界和舆论认可。           　　但一位受访学员坦陈，在基层检察院，法律监督尤其是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力度远远未能达到应有的标准。他指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县里，公安局长一般是县委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检察长坐下面，你怎么去监督这个系统？”           　　来自云南的一位县检察长，则认为监督法院是最难的：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但上级法院虽只是下级法院的指导而非领导机关，却往往为维护本系统权威而不改判，一年下来，改判的案件只有三四件。而民事案件的监督方面，检察官调卷难，经常连判决书都拿不到。           　　今年下半年，法院系统的培训也将展开，主题为“人民法院为人民”。据国家法官学院相关人士透露，该项培训从 9月1日到12月31日，将分四期对全国近1000名县级法院院长进行培训；最高院准备用一年左右时间，把全国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轮训一遍。           　　一把手培训仅是整个培训规划的一部分。公检法司均强调了实务能力尤其是法律专业的培训，也在此轮大培训中增加项目或者扩充培训规模。           　　司法部干部培训的对象，包括新任司法厅(局)长、监狱局长、劳教局长，全部监狱长、劳教所长，县(市、区)司法局长，很特别的是，还包括部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           　　6月2日，全国监狱长培训班开班，近期即将受训的对象还包括劳教所长，他们的工作也因涉及牢头狱霸等人权保护问题而备受关注。           　　而在公安系统，在公安部培训各县公安局长不久，一些省级公安厅则往下培训更基层的干部。江苏今年重点培训“九长”，包括110指挥长、国保队长、治安队长、派出所长、交巡警队长、刑警队长、经侦队长、禁毒队长、看守所长；而广东则提出，用三年时间轮训基层“六长”，即派出所长、巡警队长、刑警队长、交警队长、车管所长、看守所长。           　　基层固本           　　此前《人民日报》报道称，去冬今春以来，各地利用农闲时节，集中培训村支书。大部分省区市的集中培训活动已经完成，全国将有60多万村支书普遍接受一次集中培训。           　　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该省由省委组织部培训的“示范班”共2000多人，各市州负责1000人的“提高班”，而总共近5万人的培训任务主要责任在于区县。           　　在陕西西安市未央区，500多名“村官”被带入西安陆军学院，身着军装列队入场，“俨然一支威武之师”。           　　在近几年的农村问题中，很多与土地征用相关，甚至曾引发前几年的“信访洪峰”。国土资源部培训办透露，本月将在北京和厦门，各办一期乡(镇)国土资源所所长培训实验班，全国国土资源所所长培训，这也是第一次。           　　农村稳定，根在干部。5月30日，新华社发布《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记者注意到，半个月前，民政部和中组部还专门在武汉举办村委会选举工作示范讲习班，为“两办通知”热身，来自全国24个省、直辖市的550名民政干部参与。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综合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就基层选举搞全国培训，据其所知是第一次。           　　南方周末记者还注意到，中组部今年还印发文件，罕有地明确村支书职责，并力求形成“岗位有明确目标、工作有合理待遇、干好有发展前途、退岗有一定保障”的机制。村支书可获不低于当地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的基本报酬，有养老保险，离任有生活补助，还将可能被选拔到乡镇中，位列执政党系统最末端的支部书记，获得政治上的肯定，亦被赋予更重的任务。           　　而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则全部直接由省里培训。           　　自我审视           　　如此大规模的跨级直训实属罕见。           　　各个培训分属不同系统，但细察其实情，背后有着相关联的逻辑。           　　对这一轮大规模培训而言，一个“会议”、一个“文件”尤为重要。           　　“会议”是去年7月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作为最高分管领导，习近平对“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由此浮出水面。           　　文件是中组部去年8月下发的《关于2008—2012年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中用“全覆盖”一词来界定培训。           　　但不管是会议还是文件，都没有明确说跨级直训的培训方式。此种模式由县委书记大培训肇始，据内部人士称，效果得到了高层的认可，此后，纪委、政法等多个系统“不约而同”都采取了这种模式。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这一切归结于现实的挑战，也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目标有关。中组部首次公布民调，进行史无前例的“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同时缺乏外部竞争的政党而言，自我审视与创新至关重要。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祝莹莹 徐臻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