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合一”的大部一方面留下了诸多管理的死角——那些真正需要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医疗总是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大部们却有极高热情去插手经济领域出现的“生荒地”、“新边疆”。例如在新能源领域，和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的，是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管制过剩”。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一些新的公共空间要界定由谁来管理。所以大部制改革要想到位，最重要的配套是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新的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它们可以承接和分担现在由政府来管，但不应该由政府来管的事情。

以越来越多部门利益争夺呈现的大部运行现状，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改革进入“疲劳期”的普遍共识。不论是新大部和老部委，本身都缺乏改革的动力，作为下一步有可能被继续改革的对象，只能以抓住眼前利益为中心。而社会力量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专家则逐步蜕变为不同利益集团代言者。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周汉华认为，一是从上而下，来自中央政府，尤其是中央领导的决心和政治勇气，因为如果不改，中央的意志无法得到尊重，中央领导不会允许“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况发生。更重要的则是依靠市场化改革的外在压力。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很多情况下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的需求最终将反映到机构改革中来。

【案例1】工信部：“为”与“不为”的平衡课 

“有为才有位。”这是两岁工信部的信念。工信部虽然极力避免走直接干预企业的老路，但是市场并未给它更多的掌声 

文 | 《中国企业家》记者  陈建芬

西长安街13号边的一间咖啡店。一位两年前因“大部制”改革，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移师”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的官员，看了一眼桌上的录音笔，把身体退向沙发的深处，以低得听不太清的声音说，“钱和权力，都在发改委手中，我们只能发个文件，工作很辛苦……”

从1949年的邮电部到1998年的信息产业部，再到现在的工信部，西长安街13号60年换了三个主人。以2008年3月1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计，工信部刚满两岁。

“工信部两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对于同样的问题，“正式答记者问”和“咖啡馆私聊”的答案版本是截然不同的。工信部副部长苗圩，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最大的困难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更多的积累，我们很多同志来自于四面八方……我们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也在不断地研究如何用一种新思路、新办法来搞好工作。”

抱怨也好，自省也好，作为一个新部委，两年来，工信部仍在“找自己”的路上。它所经历的与部门、与市场的冲突与博弈，是大部制改革现状的一个缩影。

实权何来？ 

现年65岁的李毅中，从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任上履新工信部部长后，公开场合，已经少有国家安监总局的疾言厉色。他慈眉善目，说话也是和风细雨，甚至时有笑容展现，但很多人还是愿意把“强人”的标签贴到他身上。工信部两年，媒体的印象是，这个新大部有话语权、没决策权。